—甚至那些尝试过的大学，也经常采取性别盲视的方式，这可能最终会加剧它们本想解决的问题。[90]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许多美国大学采纳了一项本意对家庭友好的政策：父母双方在争取终身教职时，每养育一个孩子就可以多拿一年的宽限期。但并非父母双方都需要这额外一年，因此它并非“性别中立”的。需要这一年的主要是母亲。正如密歇根大学的艾莉森·戴维斯-布莱克在《纽约时报》上直接指出的：“生育就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事件。”[91]在这额外的一年里，女性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呕吐，每5分钟上一次厕所，不停换尿布或者用泵头吸奶，而男性则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因此，这项政策并没有向父母双方都施以援手，而只是拉了男人一把，并以女人为代价：一项对1985年至2004年间美国排名前50的经济学院所聘用的助理教授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最终导致女性在第一份工作中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下降了22%。相比之下，男性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则增加了19%。[92]
该分析发表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其结果的完整性受到质疑[93]——但是考虑到我们已经掌握的母亲和父亲在获得终身教职方面的差距，考虑到数据让我们看到谁在真正承担照护工作（更不用提妊娠、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工作了），似乎有理由根据谁实际上怀胎、谁（同时还）是主要的照护者，来决定谁应被政策惠及。而到目前为止，这种事还没有发生。
这并不是说父亲的陪产假不重要。当然重要。除了简单的公平问题（父亲应当有权参与孩子的生活），我们的数据还显示，适当的带薪陪产假对女性就业有积极影响。到2016年，瑞典的女性就业率已接近80%，在欧盟中最高。[94]同时，瑞典也是全球陪产假休假率最高的国家之一，90%的父亲平均休3到4个月的产假。[95]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中更典型的情况是，五分之一的父亲休陪产假——澳大利亚、捷克和波兰的这一比例只有五十分之一。[96]
这种差异并不奇怪：瑞典有着全世界最慷慨的陪产假政策（而且在推出时，也是最具创新性的）。自1995年以来，瑞典专门为父亲保留了1个月的育婴假（支付90%的工资）。这个月的假期不能转给母亲：父亲必须休假，否则假期就会作废。2002年，陪产假增加到2个月，2016年进一步增加到3个月。[97]
在“要么休假，要么作废”的陪产假政策出台之前，瑞典只有大约6%的男性休陪产假，尽管事实上这类休假自1974年就已存在了。换句话说，没有z.府强迫，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