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材料来质疑“足利事件”。但关于菅家是否清白,我还是无法十分确定。根据我的推
份针对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的厚达一百多页的调查书。可是,这些材料没有作为检方证据被递交庭审。
我向当时的侦查队长提出这个疑问,他说:“不对。那些证词根本不可信。好多内容都是他们随口胡说的,根本靠不住。他们压根儿没记住人长什么样。那个男的说自己亲眼见过这两人,可他关于两人服装、发型的证词几次都有出入……”
我觉得不对劲,可是又没有反驳他的证据,只得作罢,空留“消失的证词”几个字在脑中徘徊。
我返回渡良濑川的岸边,站在吉田先生当时练习高尔夫的草坪上。水泥台阶下的斜坡杂草丛生,有被人踩踏过的痕迹。我想象着酷似鲁邦三世的男人牵着小女孩走下斜坡的场景。
我坐到堤坝上,俯视那个有秋千的公园,整理思路。眼前是一片开阔的草坪,到处可见仿佛会钻出鼹鼠的小土堆。一股久违的青草香扑鼻而来。
没有人看到“骑自行车的两个人”,却有人看到“步行的两个人”。一个主妇看到了在秋千附近走动的两个身影,留下了一张素描。如今秋千的座椅已经没了,只剩一个蓝色的秋千架。案发之后,鉴定人员在这一带用石膏提取了足迹……想到这里,我灵光一闪。
我立刻奔向车站,乘坐东武铁道的特急两毛号列车返回东京都,在车上拼命回想着某个影像里的画面。日本电视台保存的“足利事件”相关材料我都看过,在案发地周边询问的刑警、交通盘查的情况、现场的航拍、提取足迹的鉴定人员……但我好像在这些影像里错过了很重要的东西。
一回到台里,我直奔报道局,冲到存放录像带的柜子前快速翻找起来,终于找到一卷录像带。我将录像带放入播放机中,按下了播放键。
画面中出现的就是那个公园。那时已是案发数天后,禁止入内的黄色警示带在风中摇晃,秋千还在。警察手持警棍在巡逻。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立式告示板,是专为寻找目击者而设的,上面有小真实的面部特写与她穿红裙子的照片。镜头顺着告示板上的文字慢慢下移,我握着遥控器,按下了暂停键。那块告示板上写着:“小真实曾经从这里走过,有印象者请与我们联系。”
这说明,栃木县警察局有一段时间的确认为松本女士看见的红裙女孩是小真实。录像带外壳上标记的采访日期是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向警方提供证词的几天之后,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证词,警方做出了红裙女孩是小真实的推断。然而,被逮捕的菅家居然供述自己骑车载着小真实,从那一刻起,“步行”的目击证词就变得碍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