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天听完张宙的节目就跑来电台了,想要当面和他道个别,但我想他应该是已经离开了。”潇潇说。
“这几天你一直都在这里?”王鹿问。
“前天来了,昨天也来了,今天刚刚过来。我想即便见不到张宙,也能见到你们。”潇潇说。
“我不知道你来上海了。”我说。
“说来话长。你们知道防风林转手了吗?”潇潇说。
。”欧老师说。
“我想起来了。他来舞台边找我,在京摔下来之前。”王鹿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夏威夷衬衫男孩。
“你们聊了些什么?”我赶紧问王鹿。
“摇滚乐之类的。”王鹿说。
“还有呢?再想想。”我继续追问。
“谁要接手那样的地方啊。”我说。
“有说要改造成书店,也有说要改造成游戏厅。”潇潇说。
“里面那些人都去哪里了?”我问。
“他们中间不少人已经离开南京了,而且他们总有可以去的地方。”潇潇说。“你呢?”我问。
“防风林的老板搞到一笔日本人的投资,在上海开了一个演出俱乐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跟着他来到上海,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你走之后,我就去北京了,在那里待着等签证,但那段时间里,送到美领馆的签证整个房间都被拒签。我颓废了很久。后来
“我那时在想着其他事情,没法专心和他讲话。他能感觉到,但似乎也并不在意。”王鹿说。
“你呢?”王鹿问我。
“朋友。我们聊了朋友和友谊。”我现在又想起更多。我们在水边,在浅滩上,太阳迟迟没有升起来,那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都在交谈,有时候是他在讲,有时候是我在讲,一点都没有厚此薄彼。水面吹过干净的风,虽然有很多云,但光线透亮。我的饼干渣都掉在地上,麻雀过来,在我们脚边走动。后来张宙说起京的跳海,于是我断断续续地说着我的朋友,怀着显而易见的骄傲和快乐,他也说起他的朋友,但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段胡作非为的被荒废的时光。
我和王鹿走出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下班的人和放学的人,他们把包放下,坐在台阶上。于是我们也加入他们,气氛轻松散漫,不像是道别,却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场冬日派对来拉开序幕。这时有人拨开人群,张开双臂朝我和王鹿大步走来。
“潇潇!”王鹿大叫,继而跳起来抱住潇潇。天冷得要命,潇潇只穿着运动衫和牛仔外套,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本该出现在美国,而不是这里。我也想拥抱潇潇,但我迟疑了,然后那个时刻便过去了。潇潇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分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