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物大多与记忆中无异，只是旧了一层，像用久了的家具，不够体面，但有种亲切劲儿，让人不忍心嫌弃。司机把车开得很快，转弯处她身子歪倒，倚靠在母亲身体侧面，特意多靠一会儿，再慢慢直起身子。她几乎不说话。司机是家乡常见的那种爱用闲聊让耳朵忙碌的人，他用纯粹的乡音跟母亲聊天，评论到某个本地刚落马的腐败高官，用了一个方言词，“不够揍”。
母亲点着头，又把那词重复一遍，表示称赞这词用得切。她一下没听懂，思绪一顿，去回忆那个词的意思。其实每次回家，都是从坐上火车那一刻开始的，像彩排，或模拟考，满车厢共享终点站的人也共享籍贯与口音，人们互相打招呼，打听居住地和出行事由，口音以彼此为酵母，痛快淋漓地膨胀。大部分乡音像不体面的内衣，在腰间皮筋上印一圈牌子拼音。在她工作的城市，人人都把口音藏得严实，像用漱口水和口香糖掩藏口气。
每次她回到这样乡音肆虐的空间，都有奇异的感觉，仿佛清晨出去跑步之后，又回到光线昏暗、空气热浊不新鲜的卧室，一阵不适，一阵无法抗拒的亲切。她也想以乡音说话，又怕生疏了，弄得不伦不类。
继父杨器和他那一口教师水准的普通话在防盗门后等她，她们走到倒数第三级楼梯时，门忽然开了，准得像蓄谋的埋伏。继父笑得很焕发，像所有沉溺家庭生活的男人一样，穿着手织毛裤和毛背心，毛裤膝盖处撑出两个鼓包，他搓着手说，粒粒，欢迎回家！
她说，杨叔好。一瞬间，她有个很舒服的错觉：她们是来走亲戚的客人，坐一会儿就能走了。但母亲说，老杨，快来提箱子呀。
跟继父说话，母亲会把带点乡音的口音换成普通话。这个习惯是他们谈对象时确立的。很多事和印象一旦成形、固定，就很难改动。你第一次见到某人，他戴着眼镜，日后再见面，如果他不戴眼镜，你就会怎么看怎么别扭，替他觉得眼睛四周空得奇怪。母亲第一次见杨器，被他带得不由自主全程讲了普通话，此后她就必须给口音戴着矫正套了。
粒粒走进屋里。这就是新夫妇卖掉各自原住处，合资买的新家，两室一厅，墙上挂着两轴灰绫子裱糊的字画，铁艺吊灯里灯泡都是新的，一点阴翳也无，一切晶亮洁净，有种振奋而美好的意图。继父把箱子提进来，贴墙放好，笑道，粒粒，觉得我跟你母亲布置得怎么样？他的银发在吊灯的稻黄色光里闪动。
继父绝不是故事里的反派，相反，他像是电影里无可挑剔到只能不幸横死的正派配角。工作上，他在市重点中学当了三十年历史教师，奖状拿了一尺高；私生活方面，他伺候糖尿病妻子八年，是任劳任怨的模范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