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强调的是对日常生活、社区、家庭和普通人的研究（参见勒华拉杜里2007；金茨堡2021）。“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虽然并不拒绝微观史学这样的研究主题，但是反对将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隔绝开来。尤其对中国的历史社会学来说，尚处在刚开始起步的阶段，如果直接抛开对政治、制度、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的研究，一头扎进吃穿住行、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史或文化研究，那就注定会陷入碎片化的格局。就像中国**党g,m史的微观研究一样，当我们完全埋首于一个个g,m根据地所在的山头的研究时，往往可能遗失了对中国**党g,m的整体理解（参见应星2016）。“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并不专门致力于对小事件、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的研究，相反地，它将制度史作为事件史的分析前提，将政治史和组织史作为理解社会结构的基本骨架，将具有文明和制度担纲者意义的社会行动者作为分析的重要入手点。有些事件和人物看似小事件和小人物，实际上在偶然性的际遇中却起到了重要甚至关键的历史作用；另一些事件和人物虽确为小事件和小人物，但只有将其与宏观历史进程深刻地关联起来，才能恰切地理解他们的历史位置；而我们所要关注的也并不是被浓雾笼罩的日常生活世界本身，而是这个世界被普遍历史所侵犯、所触动的时刻。
最后，“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与福柯的谱系学之间的张力也需要予以澄清。福柯(2001b，115—126)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特别强调了谱系学拒绝寻求事物的“起源”(ursprung)。这初看起来似乎与“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的旨趣恰好相反。然而，只要细读文本，就可以看到：福柯虽然批判了对“起源”的研究，却提出了分析“出身”(herkunft)和“出现”(entstehung)的意义。所谓“起源”是指“事物的确切本质、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精心加诸事物之上的同一性，以及先于所有外在的、偶然的和继替的东西的不变形式”。所谓“出身”是指“微妙的、独特的和个体之下的标记”，它“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所谓“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场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也就是说，福柯反对的并不是对事件的追根溯源本身，而是质问到底该如何来分析这种渊源和流变：是把它当作线性的、本源决定性的、同一性的，还是当作充满斗争性、偶然性、异质性的？“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的旨趣与福柯对“出身”和“出现”的分析旨趣是相通的：谱系学“将永远不会去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