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将永远不会把历史的种种插曲当成不可理解的东西忽略掉。相反，它紧盯着伴随着每个开端的细枝末节和偶发事件；它将一丝不苟地注意它们的小*小恶；它将等待着它们的出现——有朝一日露出真正面目——以他者的面目出现”（福柯2001b，119—120）。不过，在受到福柯思想多年的熏陶和感染之后，我现在所倡导的“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还是已经与福柯的谱系学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这是因为福柯对偶然、分解、权力/知识这些东西着力过猛，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了。他自己的说法是，“‘效果’史与传统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常项”（福柯2001b，128）。如果历史没有任何常项，历史的任何整体性和结构性也就无从谈起了。虽然我并不把福柯本人视为所谓“后现代主义者”，然而，必须承认，他的思想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从根本上拒斥后现代的，它坚持致力于理解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某种整体性。
五
在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中，结构性叙事与时间性叙事各有长短，各有发展的空间，不必急着正名，最重要的是先按照各自的思路做起来。当前虽然有一种“历史社会学热”，但如果只有趋势勾勒和方法争辩，而没有扎实的研究尤其是厚重的专著面世，那么这种热潮就只是一种虚热和口水战，既不可能持久，也留不下真正的学术成果。这两种思路即使现在还做不到和衷共济或取长补短，但也应该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慢慢找到通向“美美与共”的道路。当初孙立平和张静围绕“过程—事件分析”所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的研究风格从表面上看与实证史学比较相似，因为它强调从细节着手，紧紧扣住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和话语来展开叙事，然而，它选择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别具一格的，它提问的方式常常是追根溯源的，它与完全从史料出发、旨在探求历史真相的实证史学有着诸多的差异。而反过来看，这种研究风格表面上与结构性分析、总体性分析、长时段分析和机制性分析相隔甚远，然而，它在“耐心的、细致的、灰暗的文献工作”中却贯穿着一种结构性关怀，它是把结构性关怀压缩到、加载到关键的事件史分析中的。
无论是结构性取向的历史社会学，还是本文所倡导的“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在其研究旨趣上都有别于实证史学。然而，我并不赞同固守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界限，反复纠结于两者的差别，唯恐社会学被历史学侵蚀了地盘。这其实是学科不自信的表现。格兰诺维特所开创的“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