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成等译,2003a,《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刘北成等译,2003b,《疯癫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佘碧平译,2005,《性经验史(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林·亨特,封积文等译,2007,《查尔斯·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载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仁宇著,1982,《万历十五年》,
经济社会学”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启示是:“新经济社会学”不是要去研究经济学所不研究的东西,而是要用社会学独特的问题意识及方法直接进入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企业和市场(参见斯威德伯格2003)。时间性叙事的确是历史学的根基。我们不是要回避这个东西,而恰恰是要用社会学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眼光写出属于社会学风格的事件史。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避异常艰苦的历史文献工作。社会学与历史学分家已久,要一个长期浸润在社会学思维中的学者转而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的确有望洋兴叹、无从下手之感,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在弃长就短。但是,若要在“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取得创造性成就,就必须有胆量挑战自己,有勇气突破学科界限,有耐心埋首于谱系学意义上的文献工作。既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向,就必须担当这样的艰巨。韦伯曾经赋予“命运”这个概念在他的社会学思想中的特殊意味(参见Turner1981)。我想,以时间性见长的历史社会学也堪称“命运社会学”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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