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史主义，并接受韦伯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评和重构，但并没有质疑与现代性社会理论相关的基本概念，从而排斥或压抑了这些概念之外的社会事实和议题。这继承了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对于现代性的信心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无非是用一种当下主义，替代了另一种当下主义。
另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实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展开。其中，亚当斯、克莱门斯和奥尔洛夫所编纂的《重构现代性》是这一运动的重要宣言之一，她们自称这次运动为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注："有关历史社会学不同浪潮（波）的划分也有不同说法，比如DennisSmith(1991)就认为只有两波，其中第二波分为三个阶段。">尽管这一运动至今仍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语言，也没有像“第二波”那样明确的议题和方法内核，但有以下几个大致的动向：第一，将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移入理论的中心位置，讨论其利益、理念与身份是如何具体形成的，而并不假设它们是由其结构性位置事先给定的；第二，重新引入被“第二波”历史社会学所忽略和压抑的多元“庶民”群体和社会领域，比如关注性别、性取向、少数族裔问题等等；第三，从关注结构性权力的运行方式转向关注毛细管式的权力实施的过程，比如研究分类体系的制度化、医疗过程中的话语建构和技术创造的新秩序；第四，从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关注宗教、情感、,bao力和其他所谓“非理性”的社会因素，易言之，这也是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Adamsetal.2005，63—64)
此外，休厄尔对于“事件”及其背后的“事件性时间性”的理论化和实证尝试也和“第三波”展开了对话，这使得他在历史社会学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所在的历史学科。所谓的“事件”，即“能够深刻改变结构的、相对来说罕见的一类事情”。所谓的“事件性时间性”，则强调历史的路径依赖于历史情境的重要性，承认因果多元与异质性，并将历史或然性放置在社会关系重构的核心。休厄尔以法国大g,m中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为例，说明在具体的事件中历史或然性如何耦合，并通过改变文化图式的集体行动来变革结构本身(Sewell2005，100—102；225—270)。而厄马考夫的历史或然性理论的原创性，在于其试图将能动性、历史因素的耦合等概念充分操作化——尽管其过于精细的实证化倾向与艰涩的分析限制了其影响(Ermakoff2008；Ermakoff2015)。
这些探索并非美国学界的原创，远可追溯到本雅明时代，近则与20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