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法国事件(évènement)理论有隐匿的联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就曾提出自己的历史研究试图捕捉的是“事件”，并指出了“事件化”路径的理论——政治功能，即打破“显而易见性”，以及维持这种显而易见性背后的“联系、遭遇、支持、阻碍、力量和策略等”(Foucault1991，76—78)。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迪欧(2018)的《存在与事件》，德勒兹(2017)的《感觉的逻辑》以及齐泽克(2016)更为通俗的作品《事件》等，都把事件理解为某种解放性事件，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地带，是既定结构内部无法收编的冗余之物，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使得我们一直停驻于一种持续性的“前事件状态”：能使新事物崛起之真正事件迟迟无法发生，恒常的、非实质性的变化维持的则是一种实质性的不变。此外，前文所述的记忆研究的代表人物诺拉，也早在1974年就提出“事件的回归”，不过他更强调事件是与场所相联系的，过去在具体的事件中涌入当下的记忆。因此，回忆主体/叙事者、记忆的场所与事件是同时建构起来的，特定场所与事件是不同记忆路径的交汇之处（Nora1974，转引自Sewell2005）。回过头来看，休厄尔的理论资源来自人类学家萨林斯，而萨林斯亦受到法国学界“事件转向”的极大影响。
概而言之，如果说事件是法国激进左翼的理论工具，以期在公共空间中培成真正的解放性事件以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壁垒，那么事件理论在美国更多只是一场学术运动，并可能在实证操作中被庸俗化。事件研究极有可能陷入当下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主观个体的崇尚，致力于发掘无穷多元的事件，而忽略了事件的公共性与集体性，尤其是在公共空间普遍私有化的当下世界。<注："公共空间的私人化指个体在社交平台等本应作为公共空间的场域，大量发布个人的信息来博取关注，并取代公共讨论，从而极大改变了公私之间的界限。">这也许和前述的记忆研究面临的困境是类似的。而历史社会学“第三波”对于能动性的充分关注，使其在能动—结构的矛盾中决定性地倾向于前者，这既是美国实用主义社科精神的复兴，也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伦理暗合。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生存体验更多是在每一个当下发挥能动性将最大价值提取出来，或根据自己的身份和需求把过去与未来都组织进一种消费经济当中。结构作为过去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层叠积淀，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这么强的约束力了，被放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