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是什么？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力量，还是内生性机制，如家族利益或其他“共同体”利益？
关于欧洲近代国家建构的文献指出，国家间的战争和竞争是国家建构的重要推动力。鲁西奇著作中提供的丰富史料和点到为止的议论在这方面提供了启发和线索。乡里制度的早期形式产生于诸侯竞争的春秋战国时代，如赵鼎新(2006)所示，那是一个“全民战争”的时代，动辄数十万兵力投入。例如，《资治通鉴》卷十六所记，汉文帝朝间，吴王起兵动员令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司马光等1956，520）不难推测，各国首领需要将其所属民众高度组织起来。军事动员导致劳务资源密集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其他朝代亦时常可见，如文中记述的十六国北朝期间军民合一的府兵制。
然而，从长时段来看，这一观点不足以解释中国国家建构与乡里制度的关系：古时的诸侯国规模较小、层级扁平，易于编户齐民来加以组织。但是当国家规模扩大、层级增加，基层组织形式会产生怎样的困难和代价，又会导致怎样的应对措施，进而的问题是：在一统之后，军事动员压力消失，这些基层组织形式又会如何演变呢？
鲁西奇强调了国家意图以及自上而下的整体设计路径，即“历代王朝的乡里制度都是在这一总体原则和目标上涉及并制定出来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着意于对于此种‘制度背后的思想（或理论、认知）’的探究与揭示”(p.17)。这一思路带有很强的理性预设的色彩，值得进一步讨论。
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推进是对国家、社会等宏观概念的微观基础的认识，特别是对其背后的多重利益和政治过程的分析解释。例如，政治学领域中有关利益集团、庇护主义、法团主义的分析研究；经济学领域中关于委托—代理以及相应的契约关系和制度安排的理论讨论；社会学领域中关于群体、分层、阶级与集体运动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制度演变不完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展开，也可能在其内在多重机制的相互作用中发生。
如书中所示，随着朝代更替，乡里制度不断调整演变，在同一朝代中甚至同一君主统治下，乡里制度的目标和政策也时有变动。乡里制度与国家攫取资源的目标高度相关，因此这一制度特别与人口户籍管理、土地分配有关。但国家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常在攫取与养民之间摇摆转变。而且国家目标是多重的，包括赋税、劳役、教化、治安等。表达国家意图的文字记载或许更多地反映了应然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实际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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