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性意义,以及国家建构向下延伸的稳定制度安排;其二,家族制的重要意义历史上一直存在,是利益共同体所在,其社会整合作用似乎在近代尤为凸显;其三,乡里制度与家族制度可能有复杂多重的关系,既矛盾紧张,又密切关联、互为依托。而且,两者互为抵触、互为竞争的状况反而可能会推动各自的内聚力,而不一定是彼此抑制和削弱。我们需要从两者的关系中认识乡里制度和基层社会秩序。
从帝国逻辑看一统性与多样性并存的长时段趋势
从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到20世纪初的清末,乡里制度这一基层控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以各种形式延续了两千余年,贯穿了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著作的主题与布罗代尔(2008[1969])提出的“长时段甚至是超长时段的历史”不谋而合。布罗代尔指出,长时段展示了长期趋势及其结构性和稳定性要素,其中的两大要素是地理环境和文化系统。“这些潜流的真正意义只有当人们观察到它们在长时间的作用时才会显现。惊天动地的事件常常发生在一瞬间,但它们不过是一些更大的命运的表征。而且只有根据这些命运,事件才能得到解释。”(p.4)“所有的周期、间周期和结构性危机都可能掩盖某些人称之为文明的系统的规律和持续性。这里所谓的文明,是指全部的旧思想和行动习惯,以及固定的模式。它们不易被打破甚至有时还反对整套逻辑。”(p.35)
伴随这个长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鲁西奇著作的主题之一,是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统性与多样性并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进程中制度安排的变与不变。如作者所说,一统性的主线,即长久以来国家建构延伸至乡村基层,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持久未变;但乡里制度的形式和内容随着朝代演变而不断调整修订、变动不居,从隋唐到明清,更不必说多国争霸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时期。其二是空间维度上区域性差异的持续性,与历史进程的变与不变遥相呼应。作者在这个方面用力颇多,以大量笔墨来展示乡里制度在不同区域的多样性和演变过程。作者一方面指出各地区域差异性以及自上而下政策对地方的差异性对待,另一方面也强调在实行过程中的“趋同性”或“统一性”(p.386)。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家向基层社会延伸和渗透的状况知之甚少,更多的印象是断代史中的一些片段镜头。鲁西奇的著作为我们展现了有关这一主题的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也提出了新的有待解释的问题:如何解释大一统正式制度与地方多样性并存的稳定态势?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