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利(Tilly1986)所分析
那样，也经历
由分散、各自为政地方性权力逐渐集权于王室漫长过程。然而，古代中国国家建构，自秦汉至唐宋，在权力集中和组织架构上已经高度发达。与欧洲近代国家相比，中国国家制度设施尤其体现在对“人”管制上，而乡里制度即是国家赖以汲取资源基层社会组织形式。赋税劳役募兵之举自先秦以来业已建立，也就是说，皇权汲取资源能力早已贯彻于基层社会。
进
步问题是，在这些赋税劳役方面资源动员制度之外，乡村社会内部组织和治理是如何运行？与官方乡里组织和乡吏是什
关系？从这些方面来看，有关帝国基层控制制度和实践仍有进步讨论空间。
钱穆先生(2001)谈及中国历代制度时说，政治应该从人事与制度两个方面来讲。从制度上，代皇帝执政地方*员有教化、治安等职责。依此观之，可以想象国家控制随官吏足迹而深入乡村。但这些“硬性”制度和职位实际运行状况是怎样呢？历史上基层社会行政区划（乡、里等）多有变化，但拘于史料，具体人员来源并不明朗，对其动机、行为和非正式运作等方面，史家知之则更少——至少在近代以前大致如此。可以确定是，基层行政体制及其相关职位性质经历个不断演变过程。例如，梁方仲(2008)关于明代“粮长”制度研究表明，“粮长”角色起初由纳粮大户充任，多有民间统领色彩。但随着时间推移，粮长沦为吏役，直至被废除。再如，乡里制度中“三老”等职位是如何产生？各种乡吏从何而来，代表谁利益？鲁西奇著作中细致讨论各种乡里制度，如关于秦汉“里父老”考证(pp.189—194)。官方文本史料通常从国家视角来审视当事人（如赋税户、人丁），而他们背后社会关系和地权配置信息细节往往缺失。这本著作也因此更多地着眼于对制度史料细致考证和审视，但“人事”面因史料所限而有所不及。
与此相关是，
们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古以前历史认识，主要依赖考古发现文物史料。可以推测其中大多是官方文本记载，或者说带有官方眼光、有关正式制度记载。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盗马爰书”，据作者解读应当是上报给县廷有关“求盗”报告(p.122)。如此之类，在书中依凭史料中分量最重。另个合理推测是，那些留下丰富官方记录世家和区域，更有可能存在强盛官方制度，因其史料丰富而更容易引起研究者关注。不难想象，基层社会、民间活动信息难以进入文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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