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最为“理性客观”的论点。
“这不符合逻辑。”他总是这样说,然后列出要点一二三四五。
“但我们是人,不是代码!”她会这样抱怨,但内心可能已经妥协了。
她崇拜他,也因此信任他的“理性”。要到很久以后,苏昂才会开始反思,她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有多少是因为他本人的说服力,又有多少源自那些根深蒂固的笃信。它并非发生在某个明确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渗透的过程。比如说吧,她从小被灌输理性是好的,非理性是坏的;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文人只会无病呻吟。所有人都默认理科天然比文科优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除了就业前(钱)景更为光明,就连智力上都存在着鄙视链;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默认女生的智力和理科天赋不如男生——“你们只擅长死记硬背,别看现在成绩比男同学好,”老师和家长都会这么说,“他们后劲足啊,一发力就轻轻松松超过你们。”她甚至从小被父母教育要带着学习的心态跟男生交朋友,因为“你们女孩事儿太多,喜欢说三道四搞小圈子,男孩子心胸宽广知识面开阔”……在成长过程中,尽管她和妈妈的关系非常亲密,但很长时间里她都更崇拜爸爸——他是不容置疑的“一家之主”,在社会意义上更为“成功”。妈妈的角色则是温柔而平庸的奉献者,用劳动、爱和母性来服务家庭,为家人的理想作嫁衣裳。妈妈很辛苦,为这个家牺牲很多,爸爸会这么告诉她,然后推开碗碟站起来,直接跨过掉落地上的纸巾盒。
她从生活的无数缝隙里窥见那种奇怪的笃信。它显露在妈妈征询爸爸意见的眼神之中,显露在物理老师提起文科生的语气之中,显露在周围的人对“女司机”“女博士”“女强人”的调侃之中,显露在整个法律圈“男性俱乐部”的氛围之中。
还记得大三大四和同学去法院旁听庭审时,苏昂无法不注意到那几乎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法官是男性,书记员是男性,出庭律师也大多是男性。她观察着那些“硕果仅存”的女律师,在心里默默做着笔记:中长发或长发最好——但也不能太长;高跟鞋和裙装是首选,但鞋跟不能太高,裙子也不能太短;需要表现得自信,但绝不可咄咄逼人;需要尽可能多地微笑,但切忌“卖弄风情”;愤怒时必须控制自己的动作和语调,以免显得过于情绪化——尽管男律师的情绪化反倒更容易赢得陪审团的心;哦对了,整个庭审过程中还得说上无数次的“谢谢”和“对不起”……女律师总是面临着双重标准和双重约束,如果说男性对手的进攻方式是近身肉搏,她们的战术则更像是击剑。法学院有位女教授曾特地用一堂课的时间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