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迟迟疑疑,不愿意入伍。那个人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胖的、和气的小伙子。可是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被周围人疏远的。而且和他一样想法的,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不过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说出“懦夫”这个词。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参战都一无所知。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单纯的人,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本该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却反而快乐得忘乎所以了。
卡钦斯基断言,这都是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这些话,都是他经过仔细考虑的。
说也奇怪,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受了伤,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让他等死。没法将他带回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手忙脚乱地逃回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真空地带”爬了过去。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又疼得发疯,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回来,他就被打死了。
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列克。如果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用的也是无损于自己
—殷红的罂粟、可口的食物、纸烟,还有夏天的风。
克罗普问:“最近有谁看见过克默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我说。
缪勒认为他的大腿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以幸运地回家养伤了。
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我们都笑了。缪勒把纸烟扔了,说道:“我倒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列克原来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矮子,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长得活像一只尖嘴老鼠。他的身材,跟有“克洛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说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他们精力更加旺盛,更加不容易相处。我一向十分留神,绝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纪律的忠实拥护者。
在体能训练课上,坎托列克向我们做了长篇报告,直到全班的人,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他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用令人感动的嗓音说道:“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教师往往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备用,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炫耀炫耀。可是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