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看他的被子。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被子呈拱形盖在上面。我往缪勒的胫骨上踢了一下，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外面那些护理员告诉我们的话讲给克默里希听：克默里希的脚已经没有了。他的腿已经被截去了。
他的气色很可怕，萎黄又苍白，脸上还有一条条异样的纹路，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为到如今已经
的方法。
而这也正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原因。
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走向工作、职责、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向导。我们常常嘲笑他们，稍稍作弄他们一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他们代表的权威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把这种信念完全击碎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那第一次密集的炮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
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发表演说，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依旧在说对国家的责任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剧痛比以前更为强烈了。尽管这样，我们绝不做叛乱者，绝不做逃兵，也绝不做懦夫——这些词，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但我们还会辨别是非，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我们先收拾好了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回去的路上都要用的。
野战医院里活动非常繁忙：里面始终弥漫着一股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这种气味，我们在营房里大多是闻惯了的，可是到这里一闻，却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打听克默里希在哪里，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看到我们时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其中既有喜悦又有一种无助的愤怒。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有人把他的一块表给偷走了。
缪勒摇了摇头：“我总是跟你说，不该带这样好的一块表来的。”
缪勒这个人有点粗鲁，也不太圆滑，要不他就不会吭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克默里希是再也不会走出这个病房了。他能不能把表找回来，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至多也不过把这块表寄给他的家属罢了。
“情况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希把脑袋沉了下去。“还不坏，只是我的脚可他妈的疼得太厉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