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
实，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事不论怎
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
世英名，很有可能毁在此案上。
曾国藩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
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外事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专员专门负责，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指曾国藩）专责”(37)。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38)同时，上谕也说“（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如果他因病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所以是否从命，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接奉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39)
但是稍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
曾国藩从来不是个逃避困难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只有他以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
他对待君主，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没有到濒死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忧。他担心是如果朝廷派个颟顸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次将中国推入灾难深渊。
所以后来在给李鸿章信中，他说：“事端重大，义不敢辞。数日之后，即拟力疾前往。”(40)准备病情稍缓，就起程赴津。
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感觉身体勉强可以支撑，因此决定束装就道。这次出门，曾国藩预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天津，不定能活着回来
。所以他在灯下给自己儿子们写下份很长遗嘱。
他说：“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二，以备不虞。”
这个案子很难办，
反复思考，也没有好办法，可能会死于此事。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以来，就已经下定为国牺牲决心。现在已经老，更不会怕死，不会自负初心。有些话向你们交代下。
曾国藩遗嘱与普通人不同，其中并没有什遗产分割之类常见内容，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期许上。他把自己生为人处世最重要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次，那就是为人定要做到“不忮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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