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很早就从血缘酋邦时代进入分层社会，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业。而商业在两河流域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
“古代苏美尔位于两河之间……每一座城市及其卫星城镇都被沙漠和其他的城市分离开来。……苏美尔几乎没有石头或金属，除了棕榈、柽柳、柳树和白杨这些并不太好的建材之外，几乎没有木材。铜、石头和建筑木材，如果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35]
因此，苏美尔文明不存在如中国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地区的物产必须大量交换，大商业特别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形成。“在苏美尔人那里……大商业的存在是生产分工或者说社会劳动分工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将整个社会生活整合起来的黏合剂。”[36]
因此，苏美尔人的血缘纽带也很早就断裂了，血缘纽带断裂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庙的兴起。因为人群不再以血缘为联系纽带了，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的祖先来维系团结了。他们要寻找新的共同的信仰，这就令中东地区出现了巨大的神庙。苏美尔各个城邦都竭尽全力，修建精美的神庙，供奉整个城市崇拜的主神，这些神与祖先是没有关系的。共同的神“是有力的社会黏合剂，将居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在国王身边，顺从其作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37]人们的社会地位由财产而不是血缘决定，穷人大批地成为富人的奴隶，由此进入奴隶社会。
而在中国，商业自始至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主体。“吉德炜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中国境内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的，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缺少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与此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所需的金属矿石、坚硬的石料和优质的木材十分匮乏，都要依赖远程贸易网。”[38]
因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在其他文明血缘断裂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血缘群体的不断扩张，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最终形成国家。
商代中国看起来和比它早一千多年的苏美尔城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城市、宫殿、文字和青铜器。但这只是表面类似，骨子里，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