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描写的是一个圈子的事情：那是台北新公园水池边的圈子，夜晚，一些离家的青少年围绕在水池四周，寻找或等待愿意买下他们一夜的成年男子。
阿瑟哈以为书中这个圈子充满了佛教的意味，这些卖身的孩子的双亲，都相信他们被送到人世间是为了赎他们前生的罪；阿瑟哈分析说，书中的背景是六○年代初的台北，是一个还处处残留着中日战争、国共内战、自大陆撤退来台的痕迹的社会。原本在中国古老文明中所容许的事，在此却为一种严峻的清教主义所取代；作者白先勇就像一位昆虫学家，细细地观察台北新公园的迷你社会：一个小小剧场，有主角、配角、跑龙套的，也有故事，有传说。
作者的手法，除直接的叙述，像阿青在头几行所说的：“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也有间接的叙述，用到书信体，也不忽视书中青少年所沉迷的武侠小说。阿瑟哈认为《孽子》是属于我们现代的社会，人们送亚美茄手表给青少年，一面喝着欧美的烈酒，但实际上中国的灵魂及其幽灵仍盘踞着，它的神话或历史的典故、它的礼仪、它的信仰、对长辈的尊敬以及隶属一个家庭的最基本需要：因为被家庭排斥驱逐是最糟的不幸。小说的第一部分描绘一个坚定不变的世界，有争吵、爱情、供妓女使用的旅馆、警察的巡逻等，甚至还有一段高尚的爱情，使大家心向往之以死收场的爱情：阿凤和龙子的爱情。在手刃爱人刺着一条龙花纹的心口之后，龙子被家人送往美国；他为阿青叙述他在纽约的游荡以及他所收留的流浪街头的孩子们，他再回到台北，他是他自己的影子。阿瑟哈比喻说：白先勇的小说令读者可能在一瞬间以为他非常喜欢故事中的残酷性——妓女母亲、失踪的父亲，还有不许参加父亲葬礼的儿子，白痴和残废的孩子；但是这种残酷却又精准得像一枚针灸的针，深深地刺进治疗的穴道。
阿瑟哈为小说的第二部分作了一个摘要之后结论说：“合上书本，这些人物仍如在眼前——杨教头一会儿以*媒为业，一会儿又是大恩人，他那柄大折扇，一杆指挥棒似的，为这隐藏的世界作了布局；有偷窃癖的老鼠，好吃零食的原始人阿雄仔等——于是，整个人性在你心中轻轻响起。”马尔桑和阿瑟哈的评论可以反映出法国读者对台湾小说和中国作家的看法。
《孽子》法译本的译者雷威安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中国天津，一九二七年离开天津返回法国。一九四五年始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正式学习中文，一九七四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越南河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