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天早上。”
“为什么要耽搁呢？”
“我们太累了，那场意外让我们筋疲力尽。”
“那她对这件事的反应怎样？”
“她很烦恼。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但你是同性恋。”
“不是。”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是因为一次气球事故。”
他飞快地翻了一页笔记。“我这里好像没有相关记录。”
“出言侮辱？”
“也不完全是。”
“那就是关于性方面的东西喽。”
“信里好像并不是关于性的内容。这是一种执迷。他对我执迷到了极点，其他什么事都不想了。”
“他给你打过电话吗？”
我这是要向谁打报告啊？
在此之前，我已提交了我的申诉，林利终于给我打了电话，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他。当时我说不好他究竟是有点精明，还是愚笨透顶。他讲话时，声音听上去像是被人掐着脖子，喜剧演员有时就模仿这种声音来刻划官僚主义，而这种声音从林利的口中发出则显得有些愚蠢。另一方面，他当时说的话实在不多。就连现在，在他打开档案的时候，他也没说出一句“日安”或者“上回我们讲到哪儿了”这样的寒暄话，就连哼哧几下都没有，只有穿过鼻毛呼出的电子哨音般的呼吸声。我猜想，在这种沉默中，嫌犯和目击证人会忍不住地多说话，于是我也保持缄默，看着他翻阅面前他手写的两页笔记，上面的字体又斜又尖。
林利抬起眼睛，却没有看我，而是直盯着我的胸口。直到他吸了口气准备说话时，那对灰色的小眼睛才和我的视线短暂交会。“这么说，你现在遭到这家伙的骚扰和威胁。你报过警，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没错，”我说。
“他对你的骚扰包括……”
林利看向别处，刻意噘起嘴
我简要地向他讲了一遍事情经过，他用双手托住那颗沉重而对称的头颅，仍然无意写下这个故事。我讲完后，他问：“是怎么开始的？”
“那天他很晚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爱你，你挂了电话。你一定很不高兴。”
“我感觉受到了骚扰！”
“所以你和你太太商量了这件事。”
“现在不打了。他只寄信。”
“他爱上你了。”
我说：“他得了一种叫做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的精神疾病。他处在幻觉之中。他认为事情是我挑起的，并深信我在用秘密信号鼓励他……”
“你是精神病医师吗，罗斯先生？”
“不是。”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边说边试图倒着读他的笔录。难道他刚才没在听我说话吗？“他每星期要寄来三至四封信，”
“*词秽语？”
“不是。”
“有性暗示？”
“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