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莎出门时他时而出没的地点。他也不在我身后，不在前方的某条小路上，不在女贞树篱后面，也不在楼房的拐角处。我开门进去，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仔细听着动静。从楼下的一间公寓里隐约传出一阕渐入高潮的交响乐章，平庸而又夸张，可能是布鲁克纳[6]的作品，而从我上方的某处，在天花板的空间里，传来水流过管道的声音。我缓缓走上楼梯，一直靠着拐弯处的外侧走。我并不真的认为他能有办法进入大楼，但这份谨慎的习惯让我心安。我开门进屋，用钥匙将前门锁死。空气中的静谧让我即刻明白，克拉莉莎已经在儿童房里睡着了。果然，我在厨房餐桌上找到了她留下的字条：“累死了。早上再聊。爱你，克拉莉莎。”我看着这个“爱”字，试图从它的字形中析取深意或希望。我检查了天窗上的锁扣，然后走进每一个房间，打开灯光，关严窗户。随后我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格拉巴酒[7]，走进书房。
我一直保留着两本通讯录。那个口袋大小的硬皮笔记本是我平日里使用的，出门时带着的也是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曾有两次或者三次把它落在了旅店房间里，还有一次落在了汉堡的一间电话亭里，结果不得不再换一本。另一本通讯录是一个已磨损破烂、大裁规格的分类簿，我从二十出头就拥有了它，而且它从未离开过我的书房。显然，如果我弄丢了我的小笔记本，那么它就可以用作备份或信息储存库，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它已然成了一份个人和社会的历史记录。它记载了电话号码本身的日益复杂；早期条目中的三位数伦敦区号带着爱德华时期那种古怪而雅致的气息。作废的地址记载了许多朋友的飘泊无定或飞黄腾达。有些名字已经不再需要抄写：有些人死了，或者淡出了我的生活，或者与我有了过节，或者完全失去了他们的身份——现在，有数十人的姓名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我拧亮躺椅边的台灯，手端格拉巴酒坐下，打开分类簿的首页，开始翻阅写得满满当当的纸页，在重重叠叠的字迹中寻找，希望能找到与犯罪有瓜葛的人。也许，归根到底，我所过的是一种狭隘的生活，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坏人，不认识任何参与有组织地犯罪的坏人。在首字母拼音H的条目下，我找到一个贩卖破烂二手车的熟人。他已经死于癌症。在K条目下，有一位老校友曾在一家赌场工作，他带有抑郁症倾向。自从他跨入一场积怨深深的婚姻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的妻子是位精神病医生，正是她给他安排了电击疗法。后来他们在比利时安家定居。
我继续翻阅这一生中结交的所有朋友、半熟的朋友、不熟的朋友和陌生人，他们中的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