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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撤离的牲畜,被赶到地方行政中心的指定集合点。那些奶牛、小牛和猪群像疯了一样,在街上到处乱跑——人们想牵走就可以牵
人已经跟我们大不相同了。
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外头铲土。我们回家时,意外地发现商店仍在营业,女人们开始购买裤袜和香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气氛了。尤其是忽然间出现了排队人潮,在购买面包、盐巴和火柴的现象,更加深了这种气氛。大家都忙着把面包脱水,做成饼干。虽然是在战后出生的,但我很熟悉这一切。我已经可以想象我会怎样离开我的家,我跟孩子们会怎么被撤离,我们会带些什么东西走,给母亲的信会写些什么。虽然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日常生活却一如既往,电视上仍播放着喜剧。我们知道如何在恐惧中生活,这是我们的天性。在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我们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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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进村后,开始撤离居民。街道上很快便充斥着军事器材:装甲运兵车,盖着绿色帆布的军用卡车,甚至还有坦克车。居民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离村庄,这样的气氛充满压迫感,特别是对那些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说。刚开始,人们抱怨俄罗斯人——是他们的反应炉出了问题,所以是他们的错,然后渐渐改口为:“都是z.府的错。”
切尔诺贝利事件常被拿来与战争相提并论,但前者严重多了。战争是人们可以理解的。而切尔诺贝利呢?人们对此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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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感觉像是我从未离开过此地。我每天的行为一模一样。走在同样的街上,经过同样的房子。这个城镇就是这么宁静。
那一天是星期天,我躺在外头,晒着太阳。我母亲跑了过来:“孩子,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都躲到家里,你竟然还在这里晒太阳!”我笑了:“那罗夫亚离切尔诺贝利有四十公里远。”
当晚,一辆日古利车停在我家门前,我朋友跟她丈夫走了进来。她穿着浴袍,她丈夫穿着运动服和老旧的拖鞋。他们从皮里亚特穿过森林,经过乡间小路才来到这里。
一路上有警察巡逻,还有军队封锁道路,他们不打算让任何人离开。她一进门就大喊:“我们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点!”她不停地喊着。“我们刚买了新家具、新冰箱。我还织了一件毛衣。所有东西都留在那里,我用玻璃纸把东西都包了起来。我们整晚都没睡。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到底会怎么样?”她丈夫试图安抚她,我们一连好几天都坐在电视前,等着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但z.府没有做出任何声明。等到节日过后,戈尔巴乔夫才出现在电视上,他说:“同志们不要担心,一切状况都在控制之中。情况并不糟。人们仍在当地生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