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的丈夫想要男孩，而我想要女孩。医生试图说服我：“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你必须堕胎。”我丈夫是个卡车司机，他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天被叫去运送沙石。但我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
生出来的婴儿是个死胎，少了两根指头。是个女孩。我哭了。“至少也要给她手指啊，”我心想，“她毕竟是个女
走。载着罐装肉品的火车从肉类集散场开到卡里诺维奇的车站，再开往莫斯科。莫斯科不接受这些货物，所以火车又开了回来，这些车厢如今已是坟场了。一整批货都被我们埋葬在此。我身上肉类腐烂的味道到了晚上仍消散不去。“这就是核子战争的味道吗？”在我印象中，战争的味道是硝烟味才对。
起初，他们会在夜间把孩子们运出来。他们打算隐瞒这场灾难，但人们还是发现了。人们会带着牛奶罐，来到我们的巴士前要食物，还自己煎派来吃。这情况就跟战争时一模一样。没有比战争更贴切的比喻了。
接着在地方行政官的办公室开了一场会议。这气氛像是在战时一样，所有人都等着民防科科长发言，因为大部分人对辐射一无所知，只有高中物理教过一点。科长走上台，照本宣科地念着核战书的内容，例如：一个士兵受到五十伦琴的辐射，就必须离开前线；如何建造避难所；如何穿戴防毒面具，以及测定爆炸范围的数据；等等。
我们搭着直升机来到污染区。我们全都装备齐全——没穿内衣，穿着看起来像厨师的廉价棉质雨衣，外头罩着防辐射的材质，戴着连指手套和外科用口罩，身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装备。我们降落在某个村庄，那里的小男孩正在沙堆里玩耍，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个孩子嘴里衔着一颗石头，另一个孩子咬着树枝。他们都没穿裤子，裸露着身体。我们收到命令，不能造成民众恐慌。
而现在我要承受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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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开始播放这些片段—一一个老婆婆正在挤奶，把挤好的奶装到罐子里。一位记者带着军用辐射剂量计前来测量牛奶，然后旁白说：“看吧，一切都没问题，这里离反应炉只有十公里远。”
电视里还播了人们在皮里亚特河畔游泳、晒太阳的画面，远方可以看到反应炉和冉冉烟缕。旁白说：“西方想要制造恐慌，编造和这次意外相关的谎言。”然后，记者会再次拿出辐射剂量计，测量盘子里的鱼、巧克力条，或者小贩卖的松饼。这些全都是假的。当时军用的辐射剂量计，是设计用来测量环境辐射量，而非测量单一物品的。
这些谎言，这些天大的谎言，在我们心中已与切尔诺贝利密不可分。只有在战争时，z.府才会说出这样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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