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男孩。他们没去托儿所或幼儿园——他们总是待在医院里。大的从外表上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他没有头发。我带他去看过医生，也看过传统医者7。在同年级的孩子里，他是最瘦小的。他不能跑步、玩耍。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倒他，他就会开始流血，还有可能会死。他得了一种血液疾病，这个病名我不知道怎么发音。我跟他一起躺在医院，心里想：“他快要死了。”我后来才知道，不应该这么想。我躲在浴室里哭泣。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会在病房里哭，她们都会到浴室或厕所里哭。我回来时，带着满脸笑容：“你的脸颊好红润，你会好起来的。”
“妈妈，带我离开医院。在这里
孩。”
***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打电话给军方总部——所有医疗人员都去出任务了——因此我自愿帮忙。有一位少校，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人加入。”
我试着说服他：“首先，年轻的医生还没有准备好；其次，他们的危险程度会增加，因为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辐射影响。”
他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接到命令了，我们要派年轻人出去。”
患者伤口愈合的速度越来越慢。我还记得第一次下辐射雨的情景——人们后来称之为“黑雨”。我们是世界上最好、最杰出、最强大的国家，但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应付这种事。
我丈夫是一位工程师，有大学学历，他很严肃地想要说服我，这是一场恐怖攻击，是敌国的牵制行动。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我遇见一位曾参与建筑斯摩棱斯克核子反应炉的人。他告诉我，那些水泥、板材、钉子跟沙石是怎样从工地被偷走带到邻近镇上去卖的。这些建材被偷去换成现金，或换来一罐伏特加。
党中央会派人到城镇来跟工厂与人们商谈，但是来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去除辐射活性，不知道如何保护孩童，也不知道食物里渗入了多少放射线系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也全然不懂放射生物学、离子化辐射，更不用说懂同位素了。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就像从外星来的一样。他们只知道颂扬苏联人民的勇敢，讲述军队的英勇事迹和揭露西方间谍组织的阴谋。当我在党内集会中提出怀疑时，他们却告诉我要取消我的党籍。
***
我很害怕继续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给了我一个辐射剂量计，但有了这个又能如何？我洗好衣服，洗得既洁白又干净，辐射剂量计却响了起来。我烹饪食物，制作饼和派，辐射剂量计又响了起来。连我铺床时，它都会响。我要这个东西做什么？我哭着给我的孩子们喂饭。他们会问：“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