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在没有他的日子里，我一连睡了两天。没人叫得醒
他摇头表示不要，但他们还是来了。他们带了些钱，还有装在红色本子里的证书，封面有列宁的照片。
我收下来时心想：“他牺牲性命，就是为了这个吗？报纸上说不单是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主义也跟着爆炸了。但封面上的照片却依旧不变。”
有个人想对他说些好话，他却用毯子盖住自己，只让人看得到头发。他们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他已经开始害怕见人，我是唯一他不会害怕的人。
安葬他时，我用两条手帕盖住了他的脸。有人向我请求，我才会把手帕掀开。
一个曾经爱过他的女人看到后就昏倒了，我以前还会妒忌她。
阿富汗回来、四肢不全的士兵——现在则是给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住。
他们恳求我：“那里比较好，随时都有医生照顾。”
我不想，我根本不想听。后来他们说服了他，他也开始请求我：“带我去那里，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这时我正在想办法请病假或事假。只有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才能请病假，而事假最多只能请一个月。
他在笔记本上写得满满的，要我答应带他去那里。最后他弟弟开车载我去看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一个村庄的边缘，叫格雷本卡，是一栋大木屋，旁边有口破井，厕所在屋外。我看到一些穿黑色衣服的老婆婆——都是修女。
“让我再看他最后一眼。”
“好。”
我没有告诉她，他死的时候没人敢靠近，大家都很害怕。
根据我们的习俗，我们是不能为死去的亲人清洗和穿衣的。两个太平间的看护人过来跟我要伏特加喝。
“我们什么都见过了，”他们对我说，“我们见过被压扁的人，我们见过支离破碎的人，我们还见过烧焦的小孩尸体。但是都比不上这个。切尔诺贝利人的死状是最恐怖的。”（压低了音量）他死了，就躺在那里，他全身发烫，没有办法碰触他。他死的时候，我把家里的钟都停了下来。时间是早上七点。
我甚至没有下车，没有离开座位。那天晚上我吻着他：“你怎么可以要我这么做？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绝不！”我吻了又吻。
最后几周是最令人害怕的。我们需要花半个小时，让他排尿到半升的罐子里。他从头到尾都低着头，他觉得很羞愧。
“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说。我吻了他。
最后一天，有那么一瞬间他坐了起来，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瓦莉乌西卡！”他想喊我的名字。他死的时候孤零零的，所有人都是如此。当时他们打电话给还在上班的我：“我们要把他的红色成就证书交给他。”
我问他：“你们的人想过来，他们要拿证书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