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求克洛德陪我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给妈妈送花。我照你的吩咐做了，随后我自作主张请她吃了午饭。后来我们又多次去坟地，都是她主动提出的，于是我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谊，而这情谊的基础就是两个人共同对你的爱：她，作为你的未婚妻；我，作为你的亲兄弟。可是，克洛德非常寂寞，而你又无限期地滞留在墨西哥，因此我觉得至少也应该不时地拉她出去散散心，于是我们就开始经常见面，有时去看演出和听歌剧（每逢这种情况，总有她的一个妹妹作陪），也去逛过植物园、参观过博物馆。我不想对你说“以后的事情你就可想而知了”。不，你别去瞎想，亲爱的让－皮埃尔：绝对没有背信弃义的事情，我们的话题一向都是你、你的来信、你和克洛德结婚以后的幸福生活。我甚至曾经劝说她到墨西哥去。总之，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呢：我们这两个年轻人相爱，不过谁也没有勇气向对方表白心曲。所以，正如我开头所说，你结婚的消息让我松了一大口气。我把你的事情告诉克洛德以后，她并没有伤心难过，你肯定也会为此而感到宽慰吧。她让我代为转达她给你们的最好祝愿，希望你和马利亚·德尔·卡门在一起能够非常幸福，这也是我的心愿。现在，亲爱的哥哥，我想继续咱们差不多在两年前的一封信中开始的关于墨西哥的imbroglio61的讨论。尽管咱们那杰出的拉马丁认为这是“一个像海洋一样辽阔的王国的最伟大的思想”问题（对一个曾经说过撤离阿尔及利亚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的使命和光荣传统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呢？），但是不仅一般老百姓开始失去兴趣，就连那些一向支持进行干涉的政治家们也不那么起劲儿了，他们认为，这件事情的构想倒是非常大胆，只是执行的时候过于畏首畏尾、犹豫不决。与此同时，反对派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方面——即波兰问题——上去了。去年，维洛波尔斯基62的政策加速了起义的爆发。虽然报刊——包括反对派能够利用的，如经常摘登法夫尔讲话的L’OpinionNationale63和刊登华雷斯重要声明的LecourrierdelaGironde64——没断了谈论墨西哥，但是法国人却不再关心墨西哥和拉丁美洲，而是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波兰人身上去了。一成不变的老套套：密茨凯维奇、肖邦及其他在巴黎避难的满腔救世思想的流亡者们——几乎全都是波兰人——早已把法国描绘成近似于民族的救星和自由的卫士，或者说是世界宪兵。这一插曲，理所当然，使路易－拿破仑在墨西哥问题上得以更加恣意妄为。
不过，也许这里面最令人失望的是现今的政权——拿破仑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