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的人都“知道”他“信”吠檀多。吠檀多教义里有人生四阶段，学徒、成家、退出社会、放弃世界，还要信徒拒绝女人和黄金，让他们工作不求回报。说的好像我们正面对一个“吠檀多化身”。但就像对于战争一样，我们难以确认塞林格自己到底信了哪几条，至少教义就没法解释他的那些情书，以及他为了不让别人写他，打旷日持久的官司。这些理论就像我们发现了一把精美绝伦的钥匙，欣喜若狂地拿来恭维那把其实未必那么深奥的锁。其实宗教更像是塞林格盲目追求完美的一种延伸，因为它无外乎也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提供答案，提出一些不可能完全遵循的标准，并且对达不到这些标准的人气急败坏。塞林格最后几个中短篇，都在着了魔般地写格拉斯家的几个天才儿童，让他们开宗教讲座，制定处世之道，也就是塞林格一厢情愿想把自己中年的智慧放在少年的童真里。如此聪明、如此细腻的一群孩子都活得如此痛苦，人间果然不太值得。其实塞林格也知道这种写法不自然，从《九故事》最后一篇《泰迪》（Teddy）到后来成书的四个“格拉斯家族”中篇，里面到处是作者一种“我偏要这样”的任性。直到1965年他最后一次发表作品，《哈普沃思16，1924》（Hapworth16,1924），占了几乎整整一期《纽约客》让七岁的西摩·格拉斯开书单（就是三十岁在《香蕉鱼》里z.sha的那位），就很像辞职以后最后一个工作日搞的破坏。
谈论塞林格能提醒我们，读者之间对伟大文学的理解是多么不同，而我们想给伟大文学下定义的时候又是多么捉襟见肘。即使我们把标准降到几乎肯定错误的底线—能让你觉得它是在写你就是好书，也没多大帮助，因为这样的逻辑几乎就把《麦田》锁进了“青春文学”的书橱，至少我不愿和一个完全跟霍尔登心心相印的成年人商量什么是伟大小说。聊书是捕捉微妙的区分。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区分每次阅读同一本书时的不同感受，区分作者技巧上的胜利和他个人性格的缺憾，聊到最后，终究还是隔着读者自己层层叠叠的成长和好恶。或许霍尔登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有建设性的：对你来说，书好不好还是看你读完了想不想跟作者打电话。
20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