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爱喝酒。他真正幸福的时候，似乎是在工作了一天或一周后，把食堂的菜用饭盒端回宿舍里，摆在桌子上，从柜里摸出半瓶白酒来，倒进刷牙缸里一底儿，吃一口菜，端起牙缸抿一口酒的那一刻。那一刻，四叔微闭着眼，把盛酒的白瓷牙缸沿儿靠在嘴唇上，半抬头，将牙缸小心地往上推到半倒状，然后细细地吸上一口气，就在吸气时，把酒也吸进嘴里去，然后放下酒牙缸，目视着哪儿，屏气一会儿，品味着酒，也品味着劳苦、烦恼和人生，直到不能继续屏气，必须要接着呼吸时，把那酒缓缓慢慢咽进肚里去，再长长地把吸进肚里的空气舒缓悠长地吐出来。这时候，四叔浑身放松了，似乎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生活中真正的幸福因为喝酒也才真真正正来到他身边。
酒是高度的，白色的，便宜的，这大约是四叔喝酒的宪法与原则。日常间，来陪四叔或四叔去陪人家喝酒的，都是他们车间一同进厂的几个老工人。日子久了后，我发现那几个老工人，都是和四叔有共同身份的——都是自己来自乡村，而妻儿老小都还在乡村守着田土耕种的那种俗称为“”的人。这种“”，使他们回到农村被人视为“工作在外”的人，到了那所谓的“外头”，城市或城郊，又被城里人或同厂的工人们称为“农村人”。似乎要被真正称为“工人”“干部”或者“城里人”，不说你祖孙几代都必须是在城里出生的，至少你必须是夫妻两个都是城里人，都是领着工资的。不然，一个在外有工作，一个在农村守着房舍和田地，这“”就不仅是身份、地位和处境，而且还是人生、命运和尊严。“”的人，在工厂和城里是被人鄙视的，因为你是要进城摆脱身份又没有彻底摆脱的人，要到城里去争夺一种幸福又没有彻底拿到幸福的人。因为这身份的不彻底，你就必然会为了多挣那么一毛、几毛钱，把工厂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敞开胸怀揽在自己的心胸里、搁在肩膀上，到头来又被人耻笑你为了那丁点儿蝇头小利，连做人的脸面和尊严都不要。到了农忙的季节里，别的工人按部就班，该上班了去，该下班了回，可是你又必须牵肠挂肚，念着妻子、儿女和在家的老父与老母，牵挂着麦子该割了、土地该犁了、种子该下了。真正的城里人，在宿舍的门后或家里的墙上吊一份挂历，是为了看哪一天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以期早些安排周末的活动和休息。可你是“”，就是不吊俗艳的挂历，而在桌上摆着庄重的台历，哪怕那台历上每一页都印着唐诗和宋词，可那台历对你的最大前景与用途，还是提醒你今天“芒种”了、明天“春分”了、后天“夏至”了。到了农忙你就必须要千方百计回到农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