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也并不觉得十分忧愁。这是个芯片代理公司，鼓励所有员工都去做营销，我们正是来学习如何“做业务”的。偶尔有一个潮汕同事带着我们去见客户，教我们如何“谈单”。中午我们一起去吃八块钱一碗的鱼丸米线，他好心而又矛盾，很不屑地看着我们这两个远道而来的女同事，说在他家乡女人都不能上桌吃饭。
我们和深圳的两个同事住一个屋子，原有的床不够，在客厅里临时搭一张小床给我睡。害怕长胖，每天晚上我只吃半只柚子，由此练就了一手剥柚子的本领，可以把柚子瓣剥得很干净。我看一本从南京图书馆借来的很旧的、厚厚的《废名作品集》，柚子香气极清，有时候就沾到书页上。我看得很慢，常常躲在书和被子后面与人打很长时间的电话。慢慢就连深圳的天也冷起来，商场里挂出薄棉袄，到处都是“铃儿响叮当”的圣诞乐。直到旧历年底，我们才坐同一趟卧铺回去，时辰正与来时相反。第二天清早醒来，车子正入安徽，是茫茫隆冬的景象了，田里收割净尽，落着薄薄的霜气，远处田埂上几排水杉，叶子红得如同铁锈。有妇人走来田间菜园割菜，我见那田边稻草堆中间插一根木棍，和我们乡稻草堆的形制不同，起了一点微薄的怀乡心思。我对卧铺的印象至今很好，大约便因为我寥寥可数的几次坐卧铺的路程，都经过皖赣的遥山远水吧。
到后来便是干净整洁的动车、高铁。动车才出现时，样子做得很大，每个座位发一瓶“冰山矿泉水”，穿红色制服、戴紫色小帽的乘务员在车厢前自我介绍，“很高兴为大家服务”。渐渐都脱了形。只有人的变化真切，起初是厌烦有人搭话，一上车便塞上耳机，慢慢坐车的人也都不说话了，坐定了就掏出平板电脑看电影，或是刷手机，实在没有信号时只好发发呆，看一看窗外，趴着睡一会，挣扎着醒来三秒，又睡过去。如今常常从北京到南京，四个小时的车程，竟也开始觉得漫长，唯有坐在窗边时，可以稍觉宽慰。看着窗外一望无涯的麦地或玉米地，一点一点变成起伏的山田与水塘，才终于放下心来，知道是要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