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母亲四处打工，是标准的劳碌命。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燃气被切断的时候，母亲就会在烧柴的炉子上弄晚餐。她懂得如何持家，幼时她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Columbus）的家对门就是个垃圾场，后来还住过旧金山恶名昭彰的福特饭店（FordHotel）[1]。她自己非常好强，也期许着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奋发向上。虽然她和父亲都没有能力帮忙出钱，但她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读完大学。我父亲也以他的方式，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一点。每当我们开车经过一排弯着腰在烈日下挥汗做着“烂”工作的人，父亲就会转头问我们，“你们会想一辈子那样吗？”
“不想。”
“那就要读大学。”
所幸有就学贷款和一些奖学金，我成功进入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StateUniversity），从我家温斯洛（Winslow）开车到学校要四个小时。当时我想成为一名律师，所以选了传播、历史与司法等课程。在这些课上，我学到了很多事情。我发现世界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爸妈、主日学校老师、童子军队长说给我听的美国，一个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美国。而这两个美国格格不入。贫穷渗透美国之深，蔓延之广，真的在发达国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吗？美国梦真的已经成了少数幸运儿的专利了吗？有了这种疑问的我开始在工作或研究之余翻找图书馆里的资料，我想知道我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品性”。
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银行夺走了我从小长大的家。一个朋友和我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回到老家，就为了帮我爸妈搬家。我记得那股深沉的哀伤与难堪，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一切。或许是有某种东西开始在我内心发酵，返校后，我花了几周的时间与当时的女友一起帮助慈善组织“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forHumanity）盖房子；每周有几天晚上，我会和坦佩市（Tempe）米尔大道（MillAvenue）上的游民混在一起。在街上，我认识了老老少少的朋友，他们风趣、真诚、为各自的问题苦恼着。毕业后，我感觉自己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的贫困现象。在我眼中，贫穷才是许多问题与苦难的核心，而社会学又是最适合研究贫困的学科领域。于是我申请进入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班。威斯康星大学的所在地是麦迪逊，也就是老密尔沃基人口中“方圆三十英里都被现实环绕着的地方”。
在开始以博士生的身份研究贫穷之后，我发现大部分的文献在描述贫穷、解释不平等的时候，都把矛头指向两点。其一是我们看似无法控制的“结构性因素”（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