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羊。
对于“教案”事,曾国藩并不陌生,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教案”屡见不鲜,跟中国百姓大众心理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个泱泱大国在与洋人对局中屡屡失败,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众积淤强烈忿恨情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越来越公开化合法化也招致人们不满。更令中国人气愤是,对中国道德伦理知半解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相当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法律,只有他们“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法律”进行处理,这实际是纵容传教士们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那些开始对中国国情不解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清国等级制度,他们和清国*员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清国*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主教官职相当于清国品大员,与总督与巡抚平级;副主教与清国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则与清国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也就成另外个z.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国百姓见外国传教士,同样也要下跪磕头。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中国地痞流氓,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更让人们横眉冷对。有这样大众心理,也难怪那些百姓们会对教会群起而攻之。这些年贵州、广西、山西,都发生很多当地人与洋教士冲突“教案”,在这样群起而攻之过程中,也有些人胡乱泄愤。中国人人多势众,吃亏,当然都是那些洋教士们,在教案中,教士屡屡被杀被打,教堂也被烧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民众只要聚集在起,有些事情根本就无法控制。人心当中那些复杂无比情感和动机,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结果,只有天知道。
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好长阵子都在发呆。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无回。对自己这衰病之身,曾国藩倒是无甚留恋;官居品,封侯拜相,也无甚遗憾。他最牵挂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若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曾氏家族也会有天突然败落。这样事,对于名门望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否极泰来,泰极否来,切都太正常不过。曾国藩唯希望是曾家败落时间能稍稍长点。当天晚上,曾国藩又给儿子们写封信,这封信写写停停,直写到鸡鸣之时才完成。总算把该交代都交代,曾国藩感到释怀不少。这封信如既往地饱含曾国藩忧郁和担心: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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