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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生日那天,我脑中突然产生了一个这辈子最糟糕的想法:即使劳民伤财,我也要办一场生日晚餐,邀请巴塞罗、克拉拉和贝尔纳达到家里来吃饭。但我父亲不以为然,认为我这样做是大错特错。
“是我要过生日,”我冷冷地反驳他,“我一年到头每天都替你干活,我过生日,你好歹也让我高兴一下吧!”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生日前那几个月,我和克拉拉之间诡异的交情,变得越来越让我理不清头绪。我几乎不再为她朗读了。克拉拉总是巧妙避开和我独处的机会。每次我去看她,不是她叔叔在旁边假装看报纸,就是忙进忙出的贝尔纳达偶尔会来偷瞄一眼。有时候,在场的则是克拉拉的几个朋友。我私下都称她们“茴香甜酒姐妹花”,这几个女孩总是一副端庄纯洁的模样,手上拿着弥撒经书,坐在克拉拉旁边,眼神毫不避讳透露着“我是多余的”“我的出现让克拉拉和整个世界蒙羞”。不过,最恶劣的要算是那个聂利老师了,他那该死的交响乐到现在还没完成。这个打扮体面的家伙,是个出身圣贺瓦西欧区的公子哥儿,总以为自己是莫扎特再世,但他那副油头粉面的德行,我倒觉得像个唱探戈舞曲的风流歌手,全靠一张油嘴滑舌把自己捧上了天。他不但像个哈巴狗似的极力奉承巴塞罗,还会去厨房跟贝尔纳达打情骂俏,偶尔送她一盒奇怪的焦糖杏仁果,要不就是偷偷捏一把她的屁股,把她逗得乐陶陶的。我呢,看他不顺眼,两人话不投机,半句都嫌多。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是互相嫌恶。聂利经常带着一沓乐谱出现在巴塞罗家,每次看到我,就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仿佛我是多么讨人厌的见习小水手,对我百般嘲弄。
“小鬼,你不用回去写作业吗?”
“您呢,老师,那首交响乐写完了吗?”
最后,我还是只能垂头丧气地默默离去,心里只希望自己有巴塞罗的口才,好挫挫那家伙的嚣张气焰。
到了我生日那天,父亲在街角的糕饼店买了店里最好的蛋糕。他默默地布置餐桌,摆上银盘和家里最好的餐具。他点了蜡烛,还做了几道我最喜欢的菜。我们一整个下午都没有交谈。到了傍晚,父亲穿上他最好的一套西装,然后就出门去了,没多久,他带回一个玻璃纸包装的小盒子,放在饭厅的小茶几上。那是他要送我的礼物。他在餐桌旁坐下,给自己斟了一杯白酒,然后默默等着。邀请函明明写着晚餐八点半开始,都已经九点半了,我们还等不到半个人来。父亲不发一语,只是神情哀伤地看着我。看他这样,我更是怒火中烧。
“怎么样,你这下高兴了吧?”我气呼呼地说,“这就是你期望看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