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一片纯白,到处是薄雾和艳阳织成的床单和窗帘。从我身旁的窗口看出去,一片蔚蓝汪洋,无边无际。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人反驳我:不,从科拉恰医院望出去,不可能看得到海。病房不是白色,窗外也没有蓝天,十一月的海水则是讨人厌的铅灰色……那个礼拜的巴塞罗那,太阳冬眠去了,天天飘雪,街上积雪深达一米,连天性乐观的费尔明都以为我这次是死定了。
我已经死过一次,在救护车上,瘫在贝亚的怀里,帕拉西奥斯警官就在旁边,他那身警察制服沾满了我的鲜血。根据医生的说法——他们在谈这些的时候还以为我没听见呢——子弹打断了我两根肋骨,擦过心脏,再穿过一条动脉,然后迅速从身体侧面冲出来,所经之处,皆是重创。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六十四秒。他们告诉我,我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后,我睁开眼睛,露出微笑,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再恢复清醒,已经是八天后的事。在此之前,报纸已经刊登了知名警官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傅梅洛的死讯,新闻指出,傅梅洛与一群持枪歹徒枪战而不幸殉职,市z.府正忙着找一条街道或巷子以他的名字命名,以兹纪念。傅梅洛是在阿尔达亚旧宅发现的唯一一具尸体。至于佩内洛佩和她儿子的尸体,始终下落不明。
我在清晨时刻醒了过来,还记得流金般的晨光洒在床单上。雪停了,有人把我窗外的蔚蓝海洋换成了一个只有几座秋千的小广场。父亲瘫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睁大了眼睛,默默看着我。我对他微笑,他却哭了。费尔明在病房外的走道上呼呼大睡,贝亚托着他的头靠在她的大腿上,他们忽然听见我父亲凄厉的哭喊,急忙跑进病房。我记得,费尔明脸色苍白,身形瘦削得像根钓鱼竿。他们告诉我,我体内流的血都是他的,因为我自己的血几乎流光了,为了制造更多血红素,我的好朋友每天在医院餐厅里猛吞大鱼大肉,随时准备输血给我。或许,这是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后来变得比较聪明,而不像原来的达涅尔了。我还记得病房里一片花海,那天下午,或许只是我醒来两分钟之后?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总之,病房里站了一排人:古斯塔沃·巴塞罗先生和他的侄女克拉拉以及贝尔纳达,还有我的好友托马斯,他一直不敢正视我的眼神,当我想要拥抱他,他却突然跑到外面的街上去哭。我也依稀记得费德里科先生,陪他前来的还有麦瑟迪塔丝和安纳克莱托先生。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贝亚了,大伙儿高兴地频频感谢上帝保佑,她却不发一语地凝视着我。还有我父亲,他坐在病床边那张椅子上睡了七夜,每晚都在向他原本不相信的上帝祷告。
后来,医生要求大家离开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