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品我已经讲了太多,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我为之写作此书的人,早在写作开始之前很久就已不在人世,因而物品便成了他们合法且唯一的替代者。以花体字母刻着太姥姥姓名缩写的胸针,祖太姥爷的晨祷服,那几把奇迹般地活过了几代主人、两个世纪和两座房子的圈椅,于我而言同等亲切,一如家族相册中陌生的亲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是不无欺骗的,却像火炉一样,传递着持续不断的温暖。我立刻又想到了加利娅姑妈,还有她一辈子积攒的剪报和日记,我明白,什么都保存不下来。
托芙·扬松[1]有一篇故事,讲费尼钟夫人预感到浩劫将至。她将祖父的银器擦得锃亮,将肖像画的画框擦得一尘不染,把很多块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壁毯清洗干净,惶恐不安地等待灾难降临,唯恐失去这些东西。飓风如期而至,一下子将整栋房子拔地而起,连同其中的银茶壶和绣花餐巾。一切过去之物皆随风而逝,只剩下一片未来的空地。而费尼钟夫人孑然一身立于浅滩,怀里抱着仅存的一方壁毯,心存庆幸,一贫如洗。
我在维也纳曾经住过的一所房子建造于1880年。在其后院,如套娃般嵌套着另一栋白窗小屋,建于1905年,当家族开枝散叶,老屋容纳不下之时。女主人约莫七八十岁,深眼窝,高颧骨,声音低沉,谈话末了告诉我,她在这儿住了一辈子,自打1948年返回以后。想要了解来龙去脉,自然应当打听一下她是哪年离开的,又是从哪儿返回的,但我们的礼节性交谈并未如此深入。屋内,电视机遥控器旁漫不经心地放着一本家谱,装帧古典而华美,制作于1918年。在将房子连同全套家具出租给我时,女主人对这些两百年的老古董丝毫没有小心在意:橱柜里的瓷器摆放得跟书架上的书一样密密麻麻,箱子早就被废旧银器压弯了,墙上满满当当地挂着肖像画、油画,大大小小的桌子上随意散落着古老的金属火柴盒,相册里有很多题赠纪念品(其中夹着一张新年贺卡,时间是1942年,使这个家族的历史略微明朗了些)。这座高窗子宽楼梯的白房子住户可以随便出入,好像那不过是一间小仓库,没什么好丢的。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里面叽里哐啷,我猜大概是女主人在往里头塞什么东西——一些多余的、妨碍她入睡的历史遗物——然后迁居到她的后院小屋里,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离我工作地不远处有座犹太公墓,是全维也纳最古老的,这是我信手翻开博物馆商店的一本旅行指南时偶然发现的。公墓好像始建于1540年,二战期间被夷为平地,战争结束后决定在原址重建。这才发现,所有墓碑都还好好地埋在地下,于是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