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将它们驱散，只允许他愿意与之对话的亡灵靠近火焰；鲜血在所难免，否则谈话便无法进行。如今，想让死者开口，必须在自己的身体和理智中为其腾出位置，像孕育婴儿一样将其怀在体内。但另一方面，后记忆的重担恰恰落在孩子——幸存者子孙们的肩头。
对于后记忆的界限，赫希给出了深思熟虑的严格限定。“后记忆”这一术语本身是她在大屠杀研究的框架下提出并使用的。其所描述的现实源自直接经验，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身边人的。这是那些人的日常，其父辈和祖辈为其讲述自我故事，这些故事幸而未湮没于曾经的大洪水和欧洲犹太人的浩劫，至今仍是家族存在的起始坐标与必然前提。将往事镌刻于记忆——这一死后公平的最高形式的需求，在此处表现出特殊的依赖关系。那些既无法言说，又无法解释的知识令人目眩，像夺目的闪光灯一样，无论你朝哪个方向看去都无法回避。在这一强光之下，一切与“当时”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都显得微不足道，因其未经历过极端不公的考验。
正因如此，“过往”在那些受迷惑者的心目中才被无限放大。对此感触最深的，大概莫过于那些从灾难的血盆巨口边溜走的人，他们的亲人没有经历过死亡集中营，却如赫希所说，曾“被强制劳动，做过难民，遭受过种族迫害与隔离”。幸存者的经历必然引发某种伦理散焦，令你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你在这个世界的空气中所占据的位置，原本完全有可能被别的什么人填充。不仅如此，这个位置照理就属于那些被毁灭的他者。普利莫·莱维[2]对此说得极其直白：“幸存者都是低劣者，蝇营狗苟者；优秀者全都死掉了。”
并不优秀者，地域或命运之偶然性的受益人，不得不服从于无形的绝对命令。这里所指的，不仅在于你不得不将一切做得比要求的更好，无论自觉与否，而且在于世界会一直被你视为一栋刚刚失去主人的房子，而我们坐在被遗弃的沙发上，墙上挂着他者的照片，我们需要学会将其视为亲人，尽管我们对此并无充分权利。
这是一种特殊的迷惑性，一种保障过去存在于当下的常态化视角，它如此强大，像滤光镜或者墨镜一样，要么将今天隔挡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要么将其染成其他色调。过去的无法拯救使得这一目光尤为炽烈，直如美杜莎的目光，将逝去的世界石化，变成纪念碑。
将记忆引出掩体，引出微观历史的暗处，使其变得可见可闻——类似尝试当下很多人都在做；随着新的书籍和电影问世，大规模抢救性工程变得普遍，个体的爱情故事变成了某种类似于集体项目的东西。其任务似乎可以归结为汉娜·阿伦特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