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记忆的受害者或继承者，他们往往不惜以自己的今天作为代价去唤醒这些记忆。事实上，生者世界与死者世界或许正是这样发生联系的：我们住在逝者的房子里，用着他们生前用过的盘子；我们排挤了他们的脆弱现实，代之以自己的设想和期许，擅自对其编辑删减，直至时间将我们自己也扫到那里，变成过去。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在大限来临之前，都是正在延续的灾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面对易逝的生命，对于过去的依赖、将过去视为黄金储备加以保管的愿望很容易变成偶像崇拜，过去变成共同爱慕的对象，心照不宣的共识。最近一百年的事件未能使人类变得坚韧，却迫使其将过往视为逃难者的行李箱，将最贵重之物珍藏其中。过往的真实价值早已失真，被我们的意识无限放大，变成了我们唯一留下的东西。纳博科夫的小说《天赋》中的一位主人公画了一幅画，“战争或地震中的难民图，幸存者随身带着所有来得及带上的东西，其中一个还抱着一张巨幅肖像画，上面画着某个早已被忘却的族人”，当“有人突然将肖像画抢走时”，周围人立刻群情激奋。在记忆的培养基中，旧世界的事物或事件本身对我们而言变成了奇迹般的幸存者，其存在本身已经弥足珍贵。
兹维坦·托多罗夫[3]曾说，记忆如今已然成为新的偶像崇拜，大众顶礼膜拜的对象。年纪越大，我就越觉得，对于记忆的全球性迷恋仅仅是另一崇拜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这就是过往崇拜。这里的“过往”是传统意义上的，作为黄金时代的碎片、美好过去的见证。记忆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允许我们截取任意的历史片段，而它早就与历史毫无瓜葛：对于某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象征着纯粹与恒定的失落天堂，特别是在被未知的恐惧攫住的年代。较之于人们不愿意面对的未来，已经发生的过去似乎更加宽仁。
过往崇拜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童年崇拜，二者相互映射，如同马蹄铁的两端。对自我产生怀疑的当下便休眠于二者中间。作为我们错爱的第二个对象，童年同样在劫难逃，其预想的纯洁同样需要不计代价地去保存，去呵护，去捍卫。无论过往还是童年，都被理解为一种时刻面临威胁的平衡状态，对二者最为珍视的社会正是那些过去总是遭到扭曲，童年经常遭到滥用的社会。
整个因循守旧的当代世界都仰赖后记忆的空气，它试图重现昨日荣光，恢复子虚乌有的旧秩序。屏幕是双面的，能够在上面投射自我恐惧、期冀与故事的，不仅仅是那些站在陷坑边缘的人，还有沉默的多数者的孙辈和曾孙辈，他们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将自己所掌握的往事版本公之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