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开关关——如此令读者震惊,以至于这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非但没有被遗忘,反而被一次次地搬上银幕,而且这些电影大都由《翠尔比》改名为《斯文加利》。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降,故事情节已经离不开催眠咒语般的“斯文加利,斯文加利,斯文加利”了。
这部作品中不言而喻的反犹主义如同充耳不闻的鸟鸣,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从未想过要去解释或者申辩,这正是杜·莫里耶创作的一个特点,正如他对一切德国之物的刻薄评论,或者对女性外貌的指摘。区别也许在于,较之于顺便抛出的评论,斯文加利的犹太身份以某种奇特的方式迷住了讲述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个桥段,用上了所有可能的元素:油腻的头发、可怕的眼睛、滑稽的口音、鄙俗的幽默、肉体与灵魂的不洁,以及伟大的天赋,后者甚至能够暂时压制那些长着络腮胡子、有洁癖的主人公们对于犹太佬的合理憎恶。“他能够将一切谱成音乐,甚至是街头的喧闹与嘈杂。这看起来似乎绝无可能,但这恰恰是其神奇之所在。”
杜·莫里耶的这部引人入胜、好整以暇的小说充斥着非同寻常的自满,甚至是沾沾自喜,将作者和读者联合起来。“生活让他们觉得具有其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且恰恰是在这里,在这个极好的城市,在这个极好的世纪,在这个极好的时代,自我存在尚未定型,而未来完全无法预料。”故事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对美好时代的回溯式呼吸给它镀上了一层金:里面既有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所热衷的“沿着灯火通明的宽阔林荫道漫步,沥青人行道上大理石桌旁的一杯咖啡”,也有更加古老的娱乐,诸如骑驴和“在迷人的森林中呼朋引伴”。进步的弹簧被压得很紧,对于成见报之以嘲笑,就连非法的爱情也会引发“文明之子”们的同情与尊重。也正因如此,由斯文加利引发的恐惧与惊慌才显得如此奇特,问题似乎恰恰在于两种非正常之物的诡异结合——超人的天赋以及在作者眼中不配被称之为人的特点。
杜·莫里耶本人曾为Punch杂志画讽刺漫画数十年,年复一年地批判唯美主义、妇女解放以及瓷器风行。尤其令他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滑稽面:“努力让自己看上去顺眼点,总共就一分钟的事。”——摄影师如是劝说摩登女士;年迈的父母坐在一个巨大的等离子显示屏前,看着小辈们玩草地网球——这种设备被称作“telephonoscope”[3];家庭主妇熟练地操纵十个手柄,扳动其中一个,便可听见德国拜罗伊特的歌剧现场,扳动另一个,就能听到伦敦圣詹姆斯音乐厅的歌剧。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些笑话看起来不再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