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泡，被不同作者用来观察和描述美好。这个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城市，时不时便会出神，好像睡在冰天雪地中的人顾不得挨冻一样。书信变换着节奏，原本潦草匆忙的记录，以备忘却的细节、谈话、笑话，每日野蛮化纪实等等，突然会作出冗长的停顿，去观察云朵或描写光影效果。这会更加令人震惊——当你明白，每一位书写者为生存所付出的努力达到了何种地步时。他们的证据是指向受话人——未来的读者的，后者能够意识到所发生之事的全部恐怖与耻辱，见证逮捕与放逐、深夜轰炸、抛锚的电车、污水冻结的浴缸、领面包的长队的恐惧与仇恨。
但冗长的插笔似乎既无明确目标，亦无直接意义，我甚至倾向于将其称之为“抒情性”的——若非奇怪的无人称性。那个隔膜的、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视线连焦点也没有，它似乎是散漫射向整个空间的，这个空间此前不久还是家园，供人们生活、休息、活动的平静之地，眼下却变成了无法穿透的表面，既无名字，也无解释。“街道上亮如白昼。月亮发出夺目的光华，如此闪耀的大熊星座我生平从未见过。”在这些时刻，似乎连注视者本人都不存在，那个凝视天地之变化的人已经不再是我了，而是另外一个人——“我大概是没办法这样的”，用早在九月份就逃离这座城市的阿赫玛托娃的话说。身体发痒，疼痛，害怕，试图忘却自我却做不到，但写下这些笔记的那个主体却散漫地游荡着，哪儿也不急着去，仿佛是拥有无限时间储备的空气本身在注视着沿岸大街和房屋似的。
以同样冗长的间隔推进的叙述，还见诸彼时在列宁格勒城外作战者的回忆录中，他们亲眼看见探照灯如同枝形吊灯一般高悬于冰面，各种颜色的火舌在燃烧的城市上空跳动。这些专为死亡划拨的区域似乎突然间开始彼此映照，似乎死亡之城（围困头一年城里死了78万人）与战争前线毫无差别。“前线城市”这一称谓在彼时宣传材料中的流行并非偶然：对于不断蜕变、不断野蛮化、痛苦与破灭成为日常的生活，必须千方百计予以解释和拔高。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界限被抹除，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地板上躺着图书管理员的僵硬尸体，而图书却仍能照常借阅。
人，无论城里的还是前线的，都在迅速改变着，与其对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观念的转变保持同速。利季娅·金兹堡[4]的围困札记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蜕变的各个阶段。首先是肉体上的，包括卫生习惯和日常起居，以“变灰的头发和皮肤，松动碎裂的牙齿”作为标志，对阅读的需求遭到排挤，而适应环境、活下去的意志却越发坚定。1942年夏，当饥饿与寒冷稍有退却时，新的、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