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寻常的问题随之而来：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喘息之机与深入骨髓的求生惯性之间出现了某种间隙。沙发上的真皮抱枕（以往生活的可爱礼物）会引发沉重的困惑：是否有可能让物品回归其本来用途？可是该拿它怎么办？又该拿书架和书籍怎么办？如今它们似乎爬得离我们更近些了，但将它们拿在手里依然全无用处。给炉子生火，踩着滴水成冰的楼梯用水桶拎水，每日一次的痛苦的紧急集合——所有这些不容置疑的生存技能全部属于某个崭新的人。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跟过去的“我”最好义无反顾地决裂。毕竟，周围的一切都在不由自主地发生变异：伏特加变成了面包，家具变成了白糖，正如利季娅·金兹堡所说的，“用菜叶子做饼，用鲱鱼做肉饼”。对她而言，这里有立意明确的教益：“每一样食物都不能再是从前的样子。”毫无疑问，这一经验同样适用于人。
尼库林关于自己曾说过类似的话，他于1941年夏被征召到前线，同年秋末，严重营养不良的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身上长满了虱子，浑身无力，躲在一个大坑里，因为苦闷和软弱哭了一整夜。后来，
不知道从哪儿生出一股力量。天刚蒙蒙亮，我就从大坑里爬出来，开始挨个搜刮德国佬的空地窖，终于找到了一小块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土豆，生了一小堆火（……）从那以后，我好像换了个人。有了防护反应，有了能量，产生了本能的敏觉，会提示我该做什么，掌握了生存技能，学会了果腹充饥。（……）我在仓库、厨房附近捡面包干和面包皮，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收集食物。慢慢地，我又能上前线了。
掌握新技能、学会生存的新人，不仅有益于自己，而且有益于国家，可以为国效力——前线城市与战场的界限在此处同样消弭了。激励金兹堡围困札记的主导思想正是关于益处的思考。她说，西方世界无力抵抗希特勒，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是苏联利维坦[5]，这个体系以恐吓和教唆使个体失去个性，学会忘我牺牲。当个体被恐惧攫住、丧失理智与人性时，意义便会重新回归——以集体对抗绝对邪恶的名义。在垂死的城市内部，在已经作出的牺牲内部，金兹堡向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自由知识分子阶层发出了动员：拒绝个体性/自私性，拥护严肃的公民性，后者虽然漠视个体命运，却能够拯救整体。这在战争之前绝无可能，但战争岁月取缔了旧的关系。学术世界的成功者，她说，如今都在哪儿呢？都在街上乱晃，他们的豪宅被洗劫一空。重生的、摆脱了旧习惯的、有用的战争年代之人都是随遇而安的，唯其如此，才能有益于共同事业。
与服务的逻辑相适应，金兹堡的文字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