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因为在决定性时刻他们可以调转枪口对准红色统治者。”这堪称哈尔姆斯案有罪判决书奇特回响。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匿名情报员消息,哈尔姆斯曾说:“假如有人逼在苏德巷战时用机枪从阁楼扫射,那不会打德国人,而会打那些逼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对于被围困列宁格勒城内投降主义情绪做详尽记录,历史学家尼基塔·洛马京[6]在论述围困专著中对其做引用。十月,谍报机关平均每天报告200—250例“反苏表现”,而到十月,日均增至350例。在面包店门口——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会排成长队,堵上成群讨要面包屑半大孩子——人们议论纷纷,说德国人会来整顿秩序。沙波琳娜不无同情地转述那个流言,说德国人会向城内投下特殊炸弹,切都将被烟雾遮蔽,等烟雾散去,每个街角都会站上个德国警察。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起战争头几个星期,列夫·利沃维奇·拉科夫[7],这位当时大学者、美男子和花花公子,在列宁格勒家熠熠生辉咖啡厅安慰女友道:“你这担心干吗?就算德国人来也撑不多久。然后,等他们走,英国人就来,们所有人就要读狄更斯。不喜欢读人,不读就是嘛。”
狄更斯给众多围困中列宁格勒人带来慰藉,被人们赞誉为良药和热源。尤其经常反复阅读或者给孩子朗读,不知为何,是《远大前程》。十六岁米哈伊尔·季霍米罗夫在日记中写道,为强化晚读快感,他特意留“四小片发硬面包(极小),小块面包干,半小勺糖”。如今反复阅读廖吉克在十月书信,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他棉袄和手帕,想要延长这个天堂般、不可思议狄更斯式场景:女人们怎样想方设法让个冻坏、变成野人娃娃兵暖和起来,把所有能找到暖和衣物都给他裹上,把家里剩下最后点食物端给他吃。她们都很幸福,他还活着,她们自己也都还活着。这切都发生在战争中最糟糕年月,在个从里面变黑、很快就谁也帮不谁城市,在个糊着窗户、像琥珀样从里面发着光屋子里。
在这封由亲人转寄书信中,廖吉克本可畅所欲言。但他并没有这做。四年秋,列宁格勒前线被审查毙掉书信越来越多,单是城里就多达数千封。但即便是那些寄到收信人手里,也跟妈妈信封中这些不同,首先就是种渴望与对话者分享周围情况迫切愿望。在那些信件中,寄信人请求寄送物品或者烟卷,描述迫击炮连工作,解释政治指导员工作特点,承诺将敌人悉数歼灭。而列昂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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