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因为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可以调转枪口对准红色统治者。”这堪称哈尔姆斯案有罪判决书的奇特回响。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匿名情报员的消息，哈尔姆斯曾说：“假如有人逼我在苏德巷战时用机枪从阁楼扫射，那我不会打德国人，而会打那些逼我的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对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城内的投降主义情绪做了详尽记录，历史学家尼基塔·洛马京[6]在论述围困的专著中对其做了引用。十月，谍报机关平均每天报告200—250例“反苏表现”，而到了十一月，日均增至350例。在面包店门口——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会排成长队，堵上成群的讨要面包屑的半大孩子——人们议论纷纷，说德国人会来整顿秩序。沙波琳娜不无同情地转述了那个流言，说德国人会向城内投下特殊的炸弹，一切都将被烟雾遮蔽，等烟雾散去，每个街角都会站上一个德国警察。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了战争头几个星期，列夫·利沃维奇·拉科夫[7]，这位当时的大学者、美男子和花花公子，在列宁格勒一家熠熠生辉的咖啡厅安慰女友道：“你这么担心干吗？就算德国人来了也撑不了多久。然后，等他们走了，英国人就来了，我们所有人就要读狄更斯了。不喜欢读的人，不读就是了嘛。”
狄更斯给众多围困中的列宁格勒人带来了慰藉，被人们赞誉为良药和热源。尤其经常反复阅读或者给孩子朗读的，不知为何，是《远大前程》。十六岁的米哈伊尔·季霍米罗夫在日记中写道，为了强化晚读的快感，他特意留了“四小片发硬的面包（极小的），一小块面包干，半小勺糖”。如今我反复阅读廖吉克在十月的书信，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他的棉袄和手帕，我想要延长这个天堂般的、不可思议的狄更斯式场景：女人们怎样想方设法让一个冻坏了的、变成野人的娃娃兵暖和起来，把所有能找到的暖和衣物都给他裹上了，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端给他吃。她们都很幸福，他还活着，她们自己也都还活着。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中最糟糕的年月，在一个从里面变黑的、很快就谁也帮不了谁的城市，在一个糊着窗户的、像琥珀一样从里面发着光的屋子里。
在这封由亲人转寄的书信中，廖吉克本可畅所欲言。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四一年秋，列宁格勒前线被审查毙掉的书信越来越多，单是城里就多达数千封。但即便是那些寄到收信人手里的，也跟妈妈信封中的这些不同，首先就是一种渴望与对话者分享周围情况的迫切愿望。在那些信件中，寄信人请求寄送物品或者烟卷，描述迫击炮连的工作，解释政治指导员工作的特点，承诺将敌人悉数歼灭。而列昂尼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