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羊羔皮帽，身穿带短披肩的大衣，在铺满白雪的花园里，在白桦树中间，坐在经典的索耐特细腿凳上。他认识“伊赛卡”只能是通过下诺夫哥罗德——二者共同的故乡。高尔基也出生于此，他跟彼什科娃年轻时居住的那栋房子至今坐落在那里的山丘上，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切仍维持原样的地方：绘着喜庆滚边的盘子，长长的餐桌，带长圆靠枕的宽敞沙发，待客用的铁床，陶瓷的盥洗池，甚至还有一束房屋主人一百多年前采摘的野花，那些无忧无虑的路边花草如今已然获得永生。有人告诉我，这里之所以保管得如此完好，完全得益于女主人的深谋远虑。彼什科娃很清楚，自己嫁给了一位大作家，因此努力地将一切原封不动地留给将来：窗帘，门帘，儿子的和已故小女儿的玩具。当她和高尔基的婚姻破裂时，她为这段仅仅持续了几年的共同生活筹划了一个延期的纪念：东西被装箱，登记造册，盖上罩布，最后终于被带回了老屋，重新按照熟悉的方式一一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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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走进书店，都会感觉这类书籍日渐多起来，尤其是在以拉丁字母写作、思考的部分世界。比如眼下，纽约书店里成排成排地摆放着这类书籍——《普鲁斯特的大衣》《普鲁斯特文集》《伦勃朗的鼻子》《梵高的耳朵》《卡图卢斯[8]的毯子》《维米尔[9]的帽子》《勃朗特的写字台》，总之是这个或那个家庭的故事，关于八件旧物，一百张照片，九十九样新发现。
似乎，在我思考这一问题的同时，旧的世界已经溢出堤岸，淹没了日常。对于似水年华的寻觅变成了共同事业，我周围的人们忘我地沉醉于阅读、书写、梳理与昨日的关系之中。我尚在筹划中的事情，突然变成了共同运动的一部分。“去看看”——所有人都在忙着做这个，似乎想不到任何新鲜的，似乎谈论的是“伟大旅程”的新线路，值得被推荐给既有学历又有闲钱的人。充斥于被毁的村庄的空虚，以及住满别人房间的人们，都变成了文化项目的一部分，一如古罗马的废墟和巴黎的剧院。
我阅读着所有这些书籍，一本接一本，如人之饮水，丝毫不惊讶于自己的不餍足。每一篇新的文本都要求检索、阅读下一篇，无意义的知识在不断增加，既无法限制，又无法中止。这一切并不像盖楼房那样，一层接一层地不断拓展着居住空间，而更像是战场上可怕的解冻，只有凭借衣服才能辨认出，被积雪埋了一冬的人究竟是谁。我本想独自沉浸于这种怀古的状态中，可事实上那里人头攒动，好像诊所门口的长队，其他人的病症无不令你既好奇又害怕。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每当有人介绍我与其他人认识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