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铁丝编的，一只是用皮毛做的。所有崽猴都不约而同地往那只柔软的假母猴怀里钻，在它身边依偎、拥抱。随着实验进行，皮毛下面逐渐露出了尖刺，对母猴的触碰开始带来疼痛，但这丝毫没有阻止崽猴，它们虽然疼得哇哇直叫，却仍死死抱住模型不放。它们为待在模型身边而付出的努力，似乎只让模型变得对它们而言更加珍贵。
当我月复一月，将亲人们的书信和文件输入电脑，费力地破译纸片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以及潦潦草草的谈话记录时，我对他们便知之愈深，爱之愈切。模仿的最终结局似乎总是大抵如此：年轻诗人，在分享了曼德尔施塔姆的沃罗涅日流放之后，便开始自视为那些诗行的作者；而当我亦步亦趋地抄录祖母们的每一个逗点和别字时，便渐渐地模糊了她们的生活与自我生活的界限。
我便是这样一篇一篇地，时而欢欣时而惊讶地将父亲的信件打了出来，那是他于1965年从拜科努尔郊外寄出的，那里当时正在研发秘密的航天器。有士兵在那里驻扎，父亲和他的朋友科利亚·索科洛夫好像是正式编制的指导员。那个关于父亲怎样在哈萨克斯坦的荒漠中捉到了一只狡猾的小沙狐，怎样试图驯化她，但骄傲的小兽不吃不喝，怀恋自由，于是爸爸第三天又将她放归大自然的故事，我从小就耳熟能详。这些信是在加利娅姑妈的文件档案中找到的，不是一两封，而是很多封：关于沙狐，关于当地生活，关于一切，甚至包括帐篷的构造——用湿床单当门帘，临睡前还要往地板上洒水。这些信件讲述的人与物，在我打字的过程中，陆续迁移到我的脑海里，似乎一直以来就在那里，作为我内心景观的自然延续。我那位二十六岁的爸爸跟一群莫斯科的地质工作者搭顺风车去喝酒，跟工地主任争一间无主的小板棚做工作间，对自己的装配工发脾气，将土拨鼠制成标本，问家里人能否给他寄一支步枪，卷在短皮袄里面——总之，表现得完全像一位苏联电影里的主人公，一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快乐青年。大体说来，这并没有令我感到惊讶，毕竟这些信是半个世纪以前写下的。
有一天，我没怎么多想就把这些信的电子版文稿发给了父亲，问他我能否在书中引用。对于他的准许我并无丝毫怀疑，那是很好的文字，鲜活、有趣，且距离今天的我们无限遥远。不仅如此，当我把这些信件打出来之后，它们在我脑海中已经悄然变成了我自己的，变成了共同故事的一部分，我想当然地将自己当成了它们的作者。我从任何人都不需要的故纸堆中将其翻出，自然可以任意处置它们，或扔或留完全取决于我的意志。引用它们意味着拯救和保护，放在抽屉里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