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着丢弃其于长久的黑暗；除了我，还能有谁来决定它们的命运呢？
我本人尚未意识到，但已经在按照所有者的逻辑行事了：就算不是对数百农奴拥有生杀大权的野蛮地主，也是地主那拥有私人农奴剧院和美丽花园的开明邻居。我挚爱与思恋的客体变成了动产，任由我随意处置。我的主人公们既无法反对，也无法抗议，原因很简单：他们都已故去。
而死者并无任何权利；其所有物连同命运纠葛均任由人随意使用。在死者故去的头几个月乃至头几年，精明强干的人们多少还不无矜持——对于那些尚未凉透的细节的兴趣还多少有所限度，哪怕是出于对生者、对逝者亲朋的尊重。但年深日久，一切法则——体面、共同生活、著作权等等便会统统失效，仿佛被洪水冲垮的堤坝。如今这比从前来得更快。死者的命运是新的金矿；素昧平生者的故事变成了小说和电影的情节，煽情或揭发的由头。死者无人保护，生者无人问责。
流浪汉有权以自己的肖像权被侵犯而提出诉讼；凶杀犯有权禁止自己的日记或书信被刊载；唯独有一类人被完全剥夺了这一权利。我们每个人都主宰着自己的故事；但这只是暂时的，一如我们只是暂时地主宰着自己的身体、内衣、眼镜盒。在新世纪伊始，死者——这个无形的且难以描述的大多数变成了新的少数，无限脆弱，无比屈辱，彻底无权。
我想，这应该能有所改变，而且会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就像最近一百年来其余屈辱的无权者所经历的那样。将一切少数群体的全体代表者联合起来、将其置于同一条船上的，是对于自我主体性不够圆满的信念。无法关爱自我的女性，不知道自我需求的孩子，处于无权地位的黑人，不懂得捍卫自我权益的工人，已然全无所谓的死者。就算你不属于任何其他的少数群体，但终有一天，你会被归入最后一类。
爸爸一连好几天都没回复我，后来用Skype给我打来电话，说想和我谈谈。他不同意我将他的信件印在书里，他非常不希望看到它们出版。就连关于沙狐的那封也不行吗？是的，不可以。他希望我能够理解他。他坚决反对。他十分明确地对我说，一切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登时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与委屈；在这段时间里，由家庭信件构成的“插章”已经铺成了齐整的编年史阶梯，如音阶般自高而低，从世纪末到世纪初，而爸爸那充满快乐装配工和士兵军靴的1965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级台阶，怎么能没有呢。我开始解释、请求，激动地挥舞着双臂。当我情绪稍微平复之后，爸爸说：“你明白吗，我很讨厌设想，有人会读到这些信，然后想，我是这种人。”
我本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