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亲眼看见屋内的一切陈设都飞上了天空
——托盘,桌布,家庭相册,茶壶套,祖母的银质凝乳罐,
用丝绸和银丝制成的纪念格言:一切的一切!
——托芙·扬松
此处必须捋清楚我的家谱。
——什克洛夫斯基[1]
[1]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苏联作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电影学家、电影剧作家,苏联国家奖获得者。
那么长的时间里,妈妈用通灵术士般的声音悠悠地说,有个人一直在俄国等她,那个人就是米沙,她未来的丈夫、你未来的太姥爷。一战爆发后,她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漂泊,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他们终于团圆了,从此再没有分开过。结婚时他送给她一枚小小的胸针,如今我每逢节日就会戴在身上,上面绣着几个花体大写字母—СГФ,“萨拉·金兹堡-弗里德曼”的首字母,背面写着:“命运难逃。”
“命运难逃”这几个字——镌刻在圆圆的、酷似狗牌的、点缀蓝色礼裙的金色胸针上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我觉得怕怕的,仿佛命运在长久的追踪之后,终于追到了米沙——这个快活的、长着两条大长腿、穿着帅气逼人的长腿靴、婚后却仅仅活了七年不到的可怜人。在我儿时,妈妈周末穿的裙子有不止一套,其中有一身褐色的,白色花纹,在我内心深处引发艳羡和赞叹。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父母不经意间步入我当前的年纪时,节日的魅力开始存在于其构成要素的一成不变。外祖母的蓝色礼裙被母亲从衣柜中取出,胸针佩戴在原来的位置,从装药品的小木柜里翻出一个白色香水盒,里面的香水还没用完,因为用得太少。那是极为普通的香水,廉价的波兰品牌,浑圆的水晶瓶,里面是金色液体,被放在铺着丝绸的盒子里,下面垫着低低的硬纸板台座;冰凉芳香的瓶口触碰我和妈妈的耳背、后脑。在客人到来前的几分钟,我总要找机会将金色胸针翻过来,以确认那句题词还在。
那么长的时间里——妈妈以那样的语调重复着,以至于谁是我们家族历史的头号女主变得毋庸置疑——她一直在法国。太姥姥从索邦——世界最著名的医学院之一毕业,以医生的身份回到俄国。奶白色的索邦毕业证书上,优雅的书法花体字母,凸起的图案,以及硕大如谷仓大锁的印章,无不见证着证书持有者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与当之无愧的胜利,但所有这些在主要内容的魅力面前无不黯然失色。太姥姥萨拉在巴黎度过了旧约的七年——雅各便是为心爱的拉结服事了她父亲七年——却不知为何竟从那里回来了,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回到了未来的我们身边,仿佛那个世界的奇异生活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