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不值一提。对于当年正沿着法语文学的阶梯攀升,从三个火枪手到莫泊桑的我来说,这一举动实在难以解释。毕竟,巴黎的机遇实在太令人目眩神迷了,绝不该被如此轻率对待。
在我四岁那年,太姥姥去世了,享年九十一岁。她比钟爱的独女廖利娅多活了两年,在那两年里,她一直在公用住宅的两间屋子里来来回回,徒劳地搜寻着自己的女儿,一会儿看看柜子,一会儿瞅瞅餐厨。后来,她开始用女儿的名字呼唤外孙女娜塔莎,仿佛家族套娃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随意调换位置,而不会影响整体意义。她坐在达洽小屋的长沙发上,穿着花里胡哨的便服,显得异常瘦小干巴,在苍白的灯光下几近透亮,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让靠近者明白,她可不是好糊弄的。啊,山岩一样的妈妈,廖利娅四十年前曾如此评价她。即便现在,当她已经化为灰烬、失去了一切重量和体积时,仍仿佛一座消散之力的纪念碑。
“难道说,我们有天也会如此衰老?这个念头令我不寒而栗。我可不想这样!大概,随着岁月流逝,想法和念想也会随之老去,否则的话也许就真没办法继续活下去了。”不知是什么让她在1914年2月给未来的丈夫寄去了几张铅笔素描的老太婆的明信片,并写下了这些话,两个星期后还特意询问,“老太婆们”到了没有。接下来便是毕业考试,再后来是两场战争,女儿的出生,g,m,疏散,女儿和外孙女隔三岔五的闹病,“医生案”(幸好未波及我们家),中风后遗症。但她年轻时的爽利和干练不仅没丢,反而更尖锐了,变成了凸起的肋骨和下颌骨,变成了粗重的眉毛,盖在那小小的、近乎孩子般的脸蛋和身体上。
在此前不久的20世纪60年代初,妈妈的一位远房表姐鲁法从莫斯科来到萨拉托夫,在波克罗夫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傍晚来到家中,看见太姥姥待在黑黢黢的屋子里,独自坐在摇椅上。“姥姥,你怎么黑着灯干坐着?哪怕读读小说也好啊!”“哈,亲爱的,我一闭上眼啊,就能想起那么多的事儿,比小说上写的可强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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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晚年时她偶尔仍会唱歌。家里总摆放着乐谱(有一首非常古老的浪漫曲,不知为何是1934年打印的,扉页上是赠送者——莫斯科郊外疗养院的邻居的题词:“您的声音犹如天籁……”),一架老旧的博兰斯勒钢琴,琴键已经泛黄,最近几年愈发沉默了。表姨妈鲁法的丈夫阿利克——一位杰出的钢琴家、涅高兹[1]的高徒——时而会来萨拉托夫巡演,每日清晨便将双臂伸到钢琴的大嘴里,后者便顺从地叮叮咚咚、宛转悠扬起来。太姥姥,照实说,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音乐事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