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1913年造访巴黎的特鲁别茨科伊公爵[11]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由此想到（……）一件当时令我倍感震撼的细节：在我住过的旅店中——柏林、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巴黎，在入住当天，当我到楼下餐厅吃饭时，每次都伴随着同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旋律——《宝贝儿》。”彼时生活前所未有的步调一致，当时也许还不怎么明显，如今回头再看却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在一战爆发前的两三年，整个新兴的20世纪，连同19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正拖着裙摆走过同一条林荫道、坐在同一池座的相邻座位，却对彼此的存在毫不知情。有时，人们需要死去，才知道生前与谁同街而居。
我的太姥姥，孤独而倔强的，自1908年起旅居巴黎。1911年11月，卡夫卡曾短暂到访此地；在旅行伊始，他和马克斯·勃罗德[12]曾一道计划出版系列旅行指南。其构想十分充分，颇有些类似于半个多世纪以后问世的LonelyPlanet，读者们可以在其帮助下放心大胆地乘坐廉价的三等车厢游遍意大利，选择乘坐公共电车而非出租马车。勃罗德草拟了指南框架，填充了关于折扣和免费音乐会的信息。卡夫卡总共只写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小费的准确数额”。指南中还包含购物建议：到巴黎必须享受菠萝、牡蛎和玛德琳贝壳蛋糕。彼时，距离令玛德琳贝壳蛋糕享誉全球的《追忆似水年华》首卷出版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
同样在这年十一月的这些天，巴黎街头还漫步着刚刚结束德国旅行的里尔克；各大报纸正在热议《蒙娜丽莎》失窃案，嫌疑犯之一便是默默无闻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3]。1911年是极为寻常的一年，比任何一年都既不好，也不坏。“俄国演出季”[14]向公众推出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约翰·克利斯朵夫》正一部接一部，缓慢而准时地出版，这部长得没有尽头的巨著在我们家族的女性中间受到狂热追捧（却被普鲁斯特嗤之以鼻，他甚至打算撰文“反对罗曼·罗兰”）。
从四月开始，在格博兰街（拉丁区的另一条街道，太姥姥也曾在此居住），列宁成功地讲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四月底，高尔基前来投奔，二人商议了当前局势，列宁认定：“战争不可避免。”阿赫玛托娃和莫迪利亚尼[15]各自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付费座位对他们而言过于奢侈。这些人当中的几乎任何一位都对其余人的存在毫不知情，每个人都各自为政，囿于自我命运的透明袖筒中。
五月伊始的巴黎清晨，我仅步行五六分钟便来到满是雕塑和座位（如今已是免费的）的卢森堡公园，萨拉当年肯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