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却被保留下来，被带到了莫斯科，作为未被践行却须臾不敢忘却的承诺。这些有开始却无结果的事例在当时屡见不鲜。1917年3月，米哈伊尔·弗里德曼——萨拉的丈夫成了一名律师。如今已经无法想象，这在当时需要付出多少艰辛。除了完成法律学业之外，公务员律师需要通过实习，做满至少五年的律师助手，出差达到一定的公里数，以便深入了解法律调停的各种细微之处。在太姥爷的护照上，用于登记户籍地以外暂住记录的最末几页上，密密麻麻地盖着无数俄国城市的印章。
这本护照（永久期限，价格15戈比）是1912年5月23日由萨拉托夫市警察署签发的。护照上注册的名字是米赫尔·达维多维奇·弗里德曼——米哈伊尔是太姥爷后改的名字，为了显得跟别人一样。他于1880年12月15日出生，中等身材，信奉犹太教，在兵役一栏注明是后备兵，黑色头发，无特殊相貌特征。翻过几页，在和萨拉·金兹堡的结婚信息后面，是经官方拉比阿里·舒尔曼证实的信息：“弗里德曼夫妇婚后育有一女‘奥莉加’。”在同一页稍靠下的位置上写着，律师协会接纳他为团体一员。下一个对太姥爷的生平同样如此轻描淡写的证件，便是他的死亡证明了。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当时的生活是何等充实，引人入胜，充满各种事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显著而清晰的十年—1907—1917年间。再往前，迷雾再次合拢，什么都无从分辨了。太姥爷的父亲——达维德·扬克列维奇·弗里德曼，据妈妈说，也是一名医生，但下诺夫哥罗德和萨拉托夫的城市档案中却查无此人。只有一处，在1877年官方拉比博鲁赫·萨霍德编写的下诺夫哥罗德市犹太社团成员名单中，有个叫达维德·扬克列维奇·弗里德曼的人，一位二十四岁的小市民。这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无法被视作足值的社团成员，他们因“无法给礼拜室带来任何收入而默默无闻，其中有些既不经商，也不识字，另有一部分是后备役的士兵，随时可能遵照长官命令调离下诺夫哥罗德，余下的便是未成年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达维德·扬克列维奇·弗里德曼，按照年龄推算，完全有可能是米哈伊尔（米赫尔）的父亲、我的祖太姥爷。我有很多张他的照片：戴着金丝夹鼻眼镜，日渐衰老消瘦的面庞。最后一张六寸照片是他和一条狗的合影，摄于1906年，在他临死前不久。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有好几个孩子，像野果子一样撒落在新时代的轨道上。小男孩米赫尔和鲍里斯讲述过他们心爱的乳母——一位乡下妇女，胖胖的，唠唠叨叨。很多位舅舅中的一位娶了这位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