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诺夫小时候的照片没有留存下来，大概也从未有过。在我所知道的最早的照片上，他已经二十岁了，戴着鸭舌帽，系着领带，当时头发还没剃光，也还没穿上军装，但已经能够明显看出，他属于至20世纪40年代末已销声匿迹的那一代苏联梦想者，他们怀揣着狂热的梦想，甘愿做祖国需要他们做的一切，梦想着建成花园城市并亲自在其中漫步。我不仅能在那个年代的肖像中认出他们——头戴鸭舌帽，身穿皮夹克、军大衣，整个人如同铜浇铁铸，脸上流露出经多见广的神情——还能在后来由那些对父辈崇拜不已的子辈们拍摄的影片中。
人们愿意记住他们年轻时那种为g,m而生的样子，仿佛年龄或者炽热能让人将曾经的一切视同儿戏，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那些将会杀死他们的人，都会从道旁的尘土中站起来，从公共坟墓中钻出来，整理好头发，回归各自的事业。军事委员会、乡级党组织和贫农会、工农红军刑侦处和指战员昂首走在焕然一新的土地上，像是土地对他们有所承诺似的，似乎一切工作都是好的。对于警察、“条子”的永恒轻蔑暂时消退了。在故纸堆里有几张照片，特维尔的女图书管理员们在镜头前跟她们亲爱的教官们——负责押解犯人的押送队员们一起摆着姿势。年轻的姑娘们面容严肃，单膝跪地，将步枪抵在肩窝，向前瞄准。其中一个正是我的祖母朵拉，她是来这座大城市读书的。
朵拉的父母，扎尔曼和索尼娅·阿克塞尔罗德，是从涅韦尔郊外某地来的。关于他们我所知道的全部，便是扎尔曼做过肥皂，还按照神奇配方做过冰激凌，并在勒热夫市大受欢迎。他们一共有六个子女，彼此间团结友爱，无一例外都是当地党支部的成员。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精神上拒绝任何新事物，每晚8点准时上床睡觉，家里全部门窗一一锁好，以免子女们溜出门去。子女们在阁楼窗户旁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一个一个，像剥豌豆一样，顺着梯子爬下楼，跑去参加共青团集会。听那里的人说国家需要图书管理员，朵拉便来到了特维尔。
她又听说一所学校需要筹备图书基金，便找到学校，直接去找新上任的校长。教员休息室里没人，她就来到历史教研室，走到门口，停住了：朵拉身材娇小，大概在与她视线平齐处晃动着一双高筒皮靴，锃明瓦亮，一个高个子男人正站在课桌上换灯泡。就这样，我的祖父母相识了，从那以后，这对同龄人便再没有分开过。祖父教历史和社会学，在村里小学带四个年级，当地党校另带两个年级，直到后来“因参加红军”才辞去教职。
但即便在那里，人民权力的正中央，仍有些不大顺遂。能够被视作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