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事业、赋予生命以合理意义的东西，似乎又一次从祖父身边溜走了，根正苗红的无产者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仿佛变成了旧制度之下的“多余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无论是如饥似渴阅读的书籍，还是心爱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又或是在遥远的远东卫戍部队的军官职务本身，都无法彻底吹散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斯捷潘诺夫一家极少与人往来，跟邻居也是近而不亲，很少有人来这位部队政委家做客串门。
可要知道，我再重申一遍：他长得多么漂亮啊！他为人耿直，从不拐弯抹角，手势简洁，言简意赅，剃得精光的脸颊上嵌着一个小酒窝。他身上充满着由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灌输的骑士精神，但这种骑士精神在新近迁入一万人口的阿尔乔姆市却不大相宜。好在最初一段时间并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发生改变的只有军营和朵拉主管的图书馆。等到第七年，灾祸降临了。
在我们那个一向习惯于将外部世界的惊天巨变归结为凡人体量的家族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一切过错全在祖父的大姐——纳杰日塔。她早就进入了苏维埃共和国驻柏林全权代表处，还从那儿给弟弟寄来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眼下，她正沿着没有顶点的党内阶梯继续攀升，已经在西伯利亚又或是乌拉尔领导一整个边疆区。她从那儿，据说，给祖父寄来了一件极其危险的礼物——一把手枪，而祖父竟鬼使神差地收下了。这恰恰构成了1938年祖父被指控的罪证之一。他的女儿加利娅忘不了最后一个幸福的夏季，她怎样独自一人穿过一片广袤的黑麦田去取报纸，父亲的某位同志怎样不依不饶地盘问她这个一年级的小学生，问她的父亲有没有《列宁选集》第十卷。
至1938年，后来被称作“大清洗”的运动已经顶到了天花板，没法再高了；劳改营的规模已经容不下犯人数量，索性就不再以“劳改”作为伪装，而变成了赤裸裸的清除，首当其冲的便是军官们，从中揪出了成百上千名外国间谍。周围人突然之间不再跟尼古拉·斯捷潘诺夫说话了，同僚们看他的眼神仿佛隔着一条河，后来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有人公然称他为“人民公敌”。那天他回到家，吩咐妻子收拾东西，让她回勒热夫去。朵拉拒绝了：要死就死在一块儿。
但他终究没被逮捕，那些人似乎在等什么；但佩枪几乎立刻就上缴了。在那个小小的卫戍区，所有人都相互认识，抬头不见低头见，在唯一的商店里，人们一望见斯捷潘诺夫家的人，远远地便躲了开去，像是害怕被传染瘟疫似的。祖父坚信自己的清白，为审讯做着准备。但突然之间，云消雾散，人们告诉他，调查证实了他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