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他又恢复了有用之身，叫他等待命令。等到十一月底，命令下来了。祖父被调到了乌拉尔，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这一切变故都完全无解。
疑窦重重、昙花一现的“贝利亚秘密特赦”，让一些被指控者得到了宽宥，甚至一定数量的犯人被从劳改营释放，但它违背了一切逻辑，以至于不得不去寻个究竟，哪怕是为了本家族的历史。我们家族内部认为，拯救爷爷的还是那位神秘的纳杰日塔，是她以边疆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亲弟弟递了话，而这次脱罪也成了她的最后一件礼物，从此以后姐弟二人再无任何交集。这种说法并不比任何一个更糟，但在出人意料的整体变化的背景下，,bao露出了某种冗余：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受审讯的人当中，被释放的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案件被了结，被告人意外地被宣布无罪。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但斯捷潘诺夫一家无疑是幸运的：对政治案件的重审正是从军队、从军官阶层开始的。
斯捷潘诺夫一家迁到了斯维尔德罗夫斯克，那里的住宅以其不逊于首都的奢华给一家人带来了意外之喜：勒脚镶着菱形花岗岩，正门须从院子一侧进入，屋内有两间卧室，一个大厨房，亮蓝色的浴室。这次迁徙于他们而言无异于死里逃生。1939年8月，我的父亲、幸存者之子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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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次，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都要去书店逛逛，看有没有什么新书出版。苏联的商品分配体系使得每一次购书都近乎奇遇和狩猎：各个书店的品类千差万别，书店本身也有优劣之分，好的书店进货更全。珍本被摆上柜台的机会少之又少，但机缘巧合之下还是能淘到宝的。
爷爷终其一生收集了丰富的藏书，而且丝毫不必怀疑，所有这些书他无一例外全都读过：有笔记为凭。但凡读书，爷爷总会拿一根红蓝铅笔，不仅做摘录，还做批注：赞同处画红线，不赞同处画蓝线，书架上摆放的书籍全部画满了红蓝两色。个别情形之下，爷爷还会付出堪称英雄主义的辛劳，一种早在当年就已经匪夷所思，而在任何文本均唾手可及的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更是不可理喻的举动——我想，爷爷大概是世界上最后的抄书人之一。
我还保存着几本自制的笔记本，上面爷爷用酷似印刷字体的工整笔迹，逐字逐句地抄录了克柳切夫斯基[6]多卷本《历史》中的一卷，每章起始还以大写花体字母作为装饰。为何偏偏选择了这部著作呢？这本书在当年的确不好买，尤其是爷爷坚决不肯借助于黑市渠道；但不好买的书当年多了去了，为何单挑这一本呢？大概是谁借给了他这个珍本，于是爷爷便花费了数月时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将铅字誊到了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