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现如今，她需要竭尽全力达到难以企及的标准：妈妈虽然没有明说，但她显然在努力为自己和我们成为另一个人，成为廖利娅，找回从前那份慷慨播撒的欢乐，美食，拥抱和温馨。但她没能做到——大概没有人能做得到。
我所听到的家族历史，并非始于一百年前，而恰恰始于1974年8月。外祖母不情愿地放我们离开了达洽的餐桌和窗帘，带着绿的红的苹果踏上了旅途；等我们再回来，达洽已经人去屋空，只剩下了我们。妈妈不住地自责，而我坐在她身边。有这样一个可怕的童话，说一个磨磨蹭蹭的小女孩没能及时给重病的妈妈端来水，等她着急忙慌地跑来时，妈妈已经咽了气，一群鸟在头顶绕着飞，其中一个便是她的妈妈，像是在喊：“晚了，晚了，我不会再回来了！”这个故事说的就是我们——没有人这么跟我说，我就是知道。我冲着那杯没能递到嘴边的水咧着嘴大哭，好像我也是同谋者似的。
后来我所获知的一切，都是在这一迟误的背景下听说的。妈妈说、我记，唯恐漏掉一个字，但仍然会忘、会溜号，就像童话里那些贪玩的孩子们，偷偷跑出门去玩耍、长大、过自己的生活。我想，妈妈也会是这种感觉的，那时她还年轻，比我眼下的年纪还小，捧着用铅笔写下的菜谱本，抱着两岁的女儿，供养着两个老到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彼此的老太婆。后来她开始戴太姥姥萨拉的婚戒，戒圈内侧刻着“米沙”，那是太姥爷的名字，后来又成了父亲的名字，似乎什么都没有结束。
家里的浴室被父亲征用做了暗房，在棱角分明的盥洗池里，在唯一的灯泡发出的红色灯光中，游动着一张张方块状的相片纸。我被允许观察照片是如何显影的：起初是绝对的空白，突然之间，像泛起涟漪一样，浮现出杂乱的边角和线条，然后再慢慢地变成合理整体的各个部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小小底片上微乎其微的图案，每个都能放大到任意尺寸，如同不断长大的我。父母的小尺寸照片被我装进了衣袋，让幼儿园的傍晚变得稍微好过了些。我还记得，那是我特意从爸爸的护照上扯下来的。
我的第一台照相机是“斯梅纳8”（Смена—8），小巧轻便，带有调节光圈和曝光的转轮。那是我在十岁时收到的礼物，随后我就慢慢地开始了拯救和保存的工作：灰色的松树，站台的枕木，达洽玩伴的父母，石头上的流水，陆陆续续从非在中浮出水面。相片用夹子固定、晾干，却并未增添任何生气。很快我就放弃了这一事业，但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
这本小书就要结束了。我所拯救的那些，向四面八方飞散，如同《森林大火
